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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组织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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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这位曾经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巨人,之所以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能够无往而不胜,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定地相信人民,紧紧地依靠人民,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是因为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真正的英雄,看作是“先生”,看作是生存之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

  人民群众就是“上帝”

  毛泽东对人民力量和历史作用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中。纵观毛泽东毕生的革命活动,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依靠人民、组织人民、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最终实现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在党的历史早期,困扰革命发展的一个难解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在哪里?为了寻找革命的正确道路,寻求革命的力量,许多仁人志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牺牲和血的代价。当国民党反动派举起血腥的屠刀把革命推向灾难的深渊时,一些革命志士仍然看不到革命的力量所在。受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革命接连遭受挫折和损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下推动的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各地民众纷纷起来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看不到革命力量在人民群众那里,对于人民群众表现出的革命热情视而不见,甚至责难和限制群众力量的发展,从而造成大革命的失败。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很迷信第二国际,绝对相信上面的指示。”的确,很长一段时期,党内许多同志尤其是一些主要负责人把共产国际奉为神明,看作是“上帝”。由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加之党内许多人盲目迷信共产国际,结果导致“左”倾错误频频发生,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害。特别严重的是王明统治时期,把共产国际指示当作尚方宝剑,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少同志也把他看作是莫斯科派来的“天使”,盲目跟随,违心服从,打压一切来自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意见和革命主张,结果使党的政策和策略时常发生偏差,导致革命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中的毛泽东却没有迷信,也没有盲从。因为他深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虚心拜人民群众为师,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研究革命策略,寻求革命道路。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力量源泉,看作是搬掉“三座大山”的“上帝”。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重申党确定的政治路线时,向与会代表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接着,他联系中国革命任务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紧接着他明确地指出了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群众。

  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高度,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出了那个著名的论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号召全党,从政治的、战略的局势出发,看到人民力量在反法西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还要看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把人民看作是“上帝”,不是突发之想,也不是一时之念,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说:“马克思的主要先生是工农。”8月22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那里学习了东西,又去教无产阶级。”1939年9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又讲:“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从工农那里来的,工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出了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不是什么神仙、皇帝,也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直到1975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他还在重申他的论断:“人民就是上帝。”毛泽东把人民群众视作“上帝”,是真情实感的表达,是人民群众观的形象概括,它和西方人所说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有着本质区别。

  宣传和组织群众

  毛泽东自从事革命起,就把团结民众看作是闹革命搞斗争的保证。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要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就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他的这种人民群众观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在党创立初期,毛泽东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此,毛泽东把宣传发动民众、组织和联合民众付诸了行动。

  党的一大后,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组织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粤汉铁路长沙段的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中旬,毛泽东利用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到湖南萍乡境内的安源煤矿等地的工人中间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毛泽东下工地、钻矿井,又到矿工们的餐宿处考察,在更深地了解工人们繁重的劳作和恶劣的生活状况的同时,和工人们谈心交朋友,循循善诱地启发工人们的思想觉悟。

  当看到矿工们住在破烂不堪、狭小拥挤的小窝棚里,看到矿工们吃着霉米饭,一个个赤身裸体、瘦骨嶙峋,满脸满身沾了煤灰,毛泽东为他们的深重苦难而震撼。当听到矿工们自认命苦,就该当牛做马时,便启发他们说:“不是命苦,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洋人、老板、把头剥削我们。”“什么是剥削?”毛泽东解释道:“比方说,你们一个人一天挖30筐煤,卖掉后,洋人、老板和工头都把钱拿走了,只给你们不到半筐煤的钱,这就是剥削。他们不劳动,为什么能吃好的、穿好的呢?就是因为剥削了工人的挖煤钱。”当矿工们问到:“那我们的苦命能改变吗?”毛泽东握紧了拳头说:“能啊,只要工友们团结起来。”看见矿工们满脸疑惑,毛泽东耐心地说:“比如说吧,路上有一颗小石子,老板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到边上去。如果把许多小石子掺进石灰,粘成一块大石头,就会像磐石一样坚固,不要说小老板,就是大老板、洋人,也搬不动了。只要我们捏成团,就比大石头更难对付了。”一席话说得矿工们心中豁然开朗。

  针对工人们文化知识缺少、迷信思想严重、阶级觉悟不高的状况,毛泽东开办了工人夜校,并亲自给工人们上课。一面教工人们学些文化知识,一面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他非常善于联系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工人们讲解革命道理。一次,他去长沙人力车工人夜校讲课,一开讲先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两个大字,然后转过身来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大家看,他边说边把“工”和“人”两个字连起来写出了一个“天”字。听了毛泽东生动的讲述,工人们顿时活跃起来,议论纷纷。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下,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萌动了要斗争、要革命的思想。

  此后,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一起再次到安源访贫问苦,开展工作。经过周密准备,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为宗旨的工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把工人们号召和团结起来闹斗争。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有党员6人,李立三为书记,5月1日,党支部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宣告工人俱乐部成立。在1923年全国的工运低潮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仅巍然独存,而且取得了新的胜利和发展。安源成为当时党组织聚集和保存干部的堡垒,培养人才的学校,创造经验指导工人运动的基地。这一切与毛泽东的宣传鼓动、组织发动是分不开的。

  在安源工人的影响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3个月,罢工斗争有100多次,参加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有的罢工斗争还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从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接连遭受挫折和损失的血的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依靠和组织广大民众的意义和作用,并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充分看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亿万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而投入很大精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4年底,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杨开慧回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在家接待乡亲们,给他们讲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一边深入贫苦农民家里和他们拉家常,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对韶山农村情况作全面了解的同时,吸取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军阀赵恒惕用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深入发动的基础上,很快聚集了一批贫苦农民与知识分子。1925年二三月间,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韶山乡秘密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把骨干分子组织起来,发动和带领群众进行斗争。

  湖南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都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屡遭失败。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各界群众的义愤。湖南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建立起20多个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接着,秘密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此时恰逢韶山大旱,饥民闹粮荒,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骨干一起组织群众开展了“平粜阻禁”斗争,取得胜利。与此同时,领导韶山人民还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1925年12月,毛泽东根据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运动的中心发源于广东地区,后来发展到湖南、湖北,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当时站在敌对阶级一边的人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则态度鲜明,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用32天时间,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实,来肯定和赞扬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由于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而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充满了乐观主义态度,“它(中国革命)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而这希望就是人民的力量。这一信念支撑着他在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很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对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早期党内的思想认识上并不统一。毛泽东明确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红军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注重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依靠人民力量,壮大红军队伍,建立和开辟革命根据地。

  早在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制定,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明确了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给养。总之,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到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时,针对红军中存在的要不要做群众工作的一些糊涂认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29年2月25日,红四军离开赣南的东固,一路转战,于3月12日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这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二,四面八方的群众都到四都参加这里的传统节日。毛泽东乘机在墟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并从每个连队抽出6人,分成两个组,进圩镇进行宣传。“红军来了!”老乡们奔走相告。在群众的支持和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红军经过激战,歼敌2000余人,击毙郭凤鸣,乘胜占领了长汀城。毛泽东进长汀城后,经过调查,摸清了长汀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也为制定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由此,毛泽东起草并以红四军党部名义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公布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随即,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发给贫苦群众。同时,派出宣传员宣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20多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在此基础上,又召集工农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拉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指导下,除了建立健全党的基础组织外,还建立健全了广泛的群众组织,一类是革命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工会、妇女会、贫农团、互济会等;一类是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等。通过广泛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根据地不断扩展,并相继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革命战争,推动了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为我党制定了明确的抗日方针,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他指出,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战争。他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就是说,要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离不开动员全国老百姓,离不开亿万民众的支持。

  为此,毛泽东领导我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政治上,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号召。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向全国发电,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抗战胜利的唯一出路。他一面制定“联蒋抗日”的路线,一面与各军阀、救国会等国内爱国组织联络,督促“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力争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根据当时敌人兵力主要集中在城市,装备精良,且虽然抗日战争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军队主要实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开展以做群众工作作为第一原则的游击战。为了实现这一军事战略,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建立民兵组织。从而导演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人民战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中,我党我军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发展和组织人民群众,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党和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余人,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领导着全党全军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中国推向了战火之中,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人心向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只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最终能赢得人民,靠的还是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实实在在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明显的是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到1948年10月,大约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这既巩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又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翻身解放又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村干部带头踊跃参军的动人景象。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有160万人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48万人参军,山东解放区有59万人参军。

  应该说解放战争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解放区人们踊跃支前,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男女老少齐参加,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人民支援战争的奇观。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参与战勤服务的支前民工更是不计其数,仅在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达到了543万人,担架有30多万副,大小车有88万辆,牲畜75万多头,共运送粮食4.3亿斤。可谓是千里原野小车如流,担架如潮,筑成了一条砸不烂、摧不毁的钢铁补给线,汇成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洪流。对此,陈毅在讲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不怕牺牲的战士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一心支前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明白地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的1.6亿人民打胜的。土地改革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亿万农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人民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奥秘。”

  解放战争短短的三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了靠美国援助装备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著名党外人士柳亚子面对迅速到来的胜利,惊讶不解地问毛泽东:“您使用了什么妙计?”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的确,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其显著的一点就是十分注重人民的力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地指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就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组织人民加快建设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依然把人民力量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在这里,毛泽东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强调了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十分落后且又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经济贫瘠。刚刚执掌了政权的共产党,与人民同舟共济,紧紧依靠当家作了主人的亿万中国人民。一方面,彻底消灭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敌特、土匪、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私有财产,打击投机倒把,遏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恢复生产,稳定经济。短短两三年时间取得了令世人感叹的奇迹,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比1949年增长77.6%,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城乡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实现了根本好转,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基础条件。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群众拥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千千万万个劳动者忘我地工作,忘我地劳动,挥洒汗水在田野里,在工厂里,辛勤服务在各个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级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工人群众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创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管理模式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国营企业中推行民主改革,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创造新纪录和生产竞赛等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的生产决策。在三年的生产竞赛中涌现出1.9万个先进集体,20.8万名先进生产者,其中妇女就有2.6万人。广大职工在改进机器、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近40万件,其中被采纳24.1万件。国营工厂出现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热潮,工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每个工人全年平均产值由1949年的4900元,上升到1952年的7900元,提高了61.2%。

  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劳动中,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站在建设新中国的前列。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和高昂的热情,在生产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活动,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如:“老英雄”孟泰,面对被敌厂工人也跟着收集起来,捡了上万个零件,回收了上千种材料,为恢复生产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也为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为此,人们把摆放这些零部件的房子亲切地称为“孟泰仓库”。当他担任炼铁厂副厂长后,又搞了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能源,成为家喻户晓的全国劳动模范。还有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努力钻研技术,先后8次改进工具,大大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这种创造精神在全国许多厂矿引发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全国煤炭行业推广马六孩等职工创造的快速掘进法等生产经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安全生产。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行业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可以说他们每一秒种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和创造着。

  在千百万新中国建设者中还有一位叫李绍奎的,他是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的机师。在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中,他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加班加点,从不叫苦叫累。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全厂有名的“生产突击手”。为了尽快在废墟上恢复生产,李绍奎把行李搬到厂里,提出向“一秒钟要钢”的口号。仅仅用了3年时间,他和工友们就试验成功了炉门埋管吹氧技术,同比缩短冶炼时间两个多小时。过去洋专家烧结炉底需7天7夜,而他们只需用10个小时;原来平炉装入量仅100吨,他们可以装到300吨。1953年,李绍奎领导的8号平炉为国家增产了1.5吨优质钢,成为全国大型平炉的一面红旗。毛泽东亲笔写信祝贺他创造了快速炼钢新纪录。

  李绍奎和千万新中国建设者们的热情来自哪里?这位炼钢工人常说的一句话透露了答案:“给自己干活,难道还能偷懒吗?”这句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群众,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无限创造力,才能创造辉煌的历史!

  进入“一五”时期,在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发奋努力下,经济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实施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值,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大为改变。可以说,“一五”时期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速度相比,也是相当惊人的。

  那是一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其中有许多是旧中国没有的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等,新中国的面貌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因而他始终深信:“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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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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