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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须沟>看建国初市政建设怎样化解社会矛盾

鹿野:从《龙须沟》透视建国初期市政建设怎样化解社会矛盾

近来,北京大兴火灾事后处理违规建筑引发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然而,笔者认为拆除有火灾隐患的违规建筑是十分必要的,一些人过度的抨击其实很难站得住脚。试问,如果要是不进行违规建筑清理工作,那如果要是再次引发火灾时,恐怕同一拨人又会站在相反的角度,攻击政府不作为云云。说到底,某些公知民逗就如同阿尔巴尼亚那部老电影《宁死不屈》当中那句描绘法西斯的名言:“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城市建设当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需要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恰恰相反,市政建设正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近来,不少人又回忆起了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龙须沟》,感慨建国初期的市政建设是受到老百姓交口称赞的。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龙须沟》这部话剧同样揭示了建国初期市政建设乃至整个城市工作当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只不过这些社会矛盾被有效的化解了罢了。

比如说,修整修龙须沟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如果要向居民进行摊派的话,无疑会激化社会矛盾。在话剧第一幕中就描述了旧中国收取卫生捐的情况,且不说卫生捐收了以后并没有进行整修,即使真的对于龙须沟进行整修了,这种通过向居民摊派费用来搞市政建设的做法也一样会激化社会矛盾。新中国虽然以空前的规模进行了市政建设,但是完全摆脱了这种摊派式的做法。有学者经过研究后发现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1950年北京市全市计划支出的67.92%用于事业费支出,市政府根据不浪费人民一文钱的原则,节约了其他方面的支出。市政建设费重点用于在人口密度最高、道路最坏的劳动人民密集地区修筑道路,卫生工程费则主要用在整修下水道、填平臭水沟、疏浚河湖、开发水源以及修建秽水池、渗水井和公共厕所,解决劳动人民聚居地区排水问题,保障市民健康。
《观察新中国的一个视角——试析龙须沟治理与新中国形象》,瞿宛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那些居住在龙须沟附近的穷苦人本身就没有钱,所以摊派不摊派意义不大。然而,我们即使不说这些人的贫困并没能阻止旧中国时代仍然整天巧立名目的敲骨吸髓,单是是从工程建设的劳动派遣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的性质。试问,那些人没有钱总有力气吧?如果要是重修龙须沟时进行义务劳动摊派,或者只给极低的劳动报酬,同样也是会激化社会矛盾的。可新中国不顾自身的财政困难,不仅没有进行任何的义务摊派,而且给了当时的劳动者极高的待遇:

赵老:西边的新厕所昨儿交工,今天没事。(坐小凳上)我刚才又去看了一眼,不是吹,我们的活儿作得真叫地道。好嘛,政府出钱,咱们还不多卖点力气,加点工!
大妈:就修那一处啊?
赵老:至少是八所儿!人家都说,龙须沟有吃的地方,没拉的地方,这下子可好啦!连自来水都给咱们安!
大妈:可是真的?我就纳闷儿,现而今的作官的为什么这么爱作事儿?把钱都给咱们修盖了茅房什么的,他们自己图什么呢?
赵老:这是人民的政府啊,老太太!您看,我这个泥水匠,一天挣十二斤小米,比作官儿的还挣得多呢!

而且,不进行摊派不加重居民的经济负担也仅仅是搞好市政工程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在市政工程建设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扰民等一些新问题。龙须沟建设也一样,像新沟修到一半的时候下起了瓢泼暴雨,新沟挖出的土石又堵住了旧沟导致溢水。这一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同样可能会引发信任危机。但是在险情发生之后,当时的区长和派出所长连夜亲自带头进行抢险——这种抢险可不是领导指挥下面的普通人去干,而是领导干部亲自去干最苦最危险的工作。即使如此,新政府也并没有以抢险工作自傲,而是仍然把关注点放在居民的困难与损失上,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工作。这样一来,普通劳动者自然就体会到了主人翁的感觉,少数有牢骚的人最终也被这种氛围感染。于是,险情的发生不但没有引起信任危机,反而使政府获得了居民更多的信任:

赵老:可是,连这么留神哪,还出了昨儿夜里的毛病!第一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能下瓢泼瓦灌的暴雨。第二是:正在新沟跟旧沟接口的地方,新挖出来的土一时措手不及抬走,可就堵住了旧沟。这么一来,大家可受了惊,受了委屈,受了损失。区政府里,公安局里都觉得对不起咱们。刚才,连区长带别的首长,全都听到信儿就赶到了;区长亲自往外背人,抢救东西。派出所所长,现在还在给大家往外掏水呢。诸位有什么话,尽管说,待会儿好转告诉区长、所长。
〔众人无语。
警察:有话就说吧,好话歹话都可以说,咱们是一家人!
二春:要依我看哪……
大妈:二春!这儿有的是人,你占什么先,姑娘人家的!
二春:好,您要有话,您就说!
〔大妈不语。
赵老:大妈说呀!现在的警察愿意听咱们的话。
大妈:我没的说,要说呀,我只说这一句:下回再下雨呀,甭教我出来!半夜三更的实在可怕!
警察:区长、所长是怕屋子塌了,砸死人哪!老太太!
众甲:要不挖那道暗沟,不是没有这回事了吗?
二春:你说的是糊涂话!
众甲:这儿不是谁都可以说话吗?
二春:可也不能说糊涂话!不修暗沟!怎么能填平了明沟!不弄没了明沟,咱们这里几儿个才能不脏不臭?你说!
娘子:再说——
众乙:喝!娘子军!
〔众人笑。
娘子:再说:去年,前年,年年哪回下大雨,不淹起咱们来?可是,淹死,砸死,有谁管过咱们?咱们凭良心说话,这回并不比往年那些回淹得苦,可是连区长都上头淋着,下头郯着,来救咱们,咱们得谢谢他们!

如果放到更大的层面上来,龙须沟建设以及建国初期的一系列市政建设并不仅仅是改善居民生活所必需,更是整体解决旧中国所遗留的社会问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新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最突出的就是市民的就业问题。旧中国的城市主要都是消费型城市,大多数居民处于半无业的漂泊状态,最广泛的一个职业就是靠临时出卖劳动力的人力车夫。新中国成立以后讲究人人平等,但是这样一来遍布大街小巷的人力车夫却又面临生计问题。比如说,剧本里边儿就描绘了一个旧中国北京人力车夫丁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尴尬情况:

丁四:您听我说呀,二嘎子的妈,不错,是挣得多点了;可是我没有什么生意。您看,解放军不坐三轮儿,当差的也不是走,就是骑自行车,我拉不上座儿!

而龙须沟修建等一系列市政工程建设不单单极大地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半失业状态下旧市民就业问题。像丁四就改行成了建筑工人,而像没有什么力气的程疯子也同样没有被新政权忘记。政府安排了一个适合他的看管自来水的工作。这种对于市民生计问题的解决意义恐怕并不下于市政工程建设本身:

娘子:待一会儿,娘子,还没天亮哪?这家伙,看看自来水,倒仿佛作了军机大臣,唯恐怕误了上朝!
四嫂:娘子,可也别说,他要不是一个心眼,说干就真干,为什么单派他看自来水呢?我看哪,他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这个事儿交给他顶合适啦!
娘子:是呀,无论怎么说吧,他总算有了点事作;好歹的大伙儿不再说他是废物点心,我的心里总痛快点儿!要是夜里他不闹,不就更好了吗?
四嫂:哪能那么十全十美呢?这就不错!我的那口子不也是那样吗?在外边,人家不再喊他丁四,都称呼他丁师傅,或是丁头儿;你看,他乐得并不上嘴儿;回到家来,他的神气可足了去啦,吹胡子瞪眼睛的,瞧他那个劲儿!
娘子:可也别说呀,他这路工人可有活儿干啦!净说咱们这一带,到永定门去的大沟,东晓市的大沟,就还够作好几个月的。共产党啊,是真行!听说,三海、后海、什刹海,连九城的护城河,都给挖啊!还垒上石头坝。以后还要挨着班儿地修马路呢。四哥还愁没事儿作?二嘎子更有出息啦,进工厂当小工子,还外带着念书,赶明儿要是好好的干,说不定长大了还当厂长呢!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以龙须沟为代表的市政工程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结底源于那种真正把穷苦人当做主人的环境。试问,如果要不是给赵老和丁四这些建筑工人不受歧视的社会政治待遇,并给了他们比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更高的工资等生活待遇,那么他们还会有这种被解放的感觉吗?恐怕丁四这样的人多半宁愿像过去一样在社会当中游荡,靠临时出卖劳动力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也不愿意改行干建筑工人这个吃苦受累又受歧视的行业吧!再比如说,如果新中国不是逐步建立和发展壮大了公有制,让普通工人不仅有了稳定可靠的铁饭碗,有了“分工有不同,劳动无贵贱”的制度保证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那么当时的人们还会把进工厂当个“小工子”视作有出息的行业吗?当然,当时对于底层穷苦人那种近乎无微不至关怀也是不可忽视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给没有什么劳动能力的程疯子安排管自来水的工作,值得注意的还有当时的工厂不仅是雇人干活,更是给了丁二嘎子这样没钱去上学的穷苦孩子一个半工半读的环境……

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人对于北京拆迁违章建筑流露出的种种不满,除了那些公知民逗们刻意的攻击,也有不可忽视的一面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新中国把普通劳动者视做主人翁的初心,被那种看有钱有势的人脸色的“民国范儿”所腐蚀。譬如说,近来普通群众的不满与其说是针对拆除违规建筑,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对外来人口、打工人员的歧视性称呼,这些歧视性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社会舆论中发酵。试想,要是现在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像整修龙须沟抢险时那样带头去干最苦最危险的工作,并且对城市劳动者给以应有的关怀和尊重,那么还会有当前针对拆除违规建筑的不满情绪吗?

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这种歧视普通劳动者、只看有钱有势人脸色的“民国范儿”的广泛流行,恐怕还是源于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发展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片面的追求发展的速度却忽视了发展的质量与对普通人的关注的现象。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宗旨,违背或部分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譬如说,为什么会有违章的建筑呢?说到底,还是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从而大批外地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兼之某些资本势力借机哄抬房价,特别是北京这种一线大城市的房价更是高到了近乎离谱的地步,所以一部分居民为解决住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违规建筑。如果不能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即使这一次顺利拆除了违规建筑,未来一样会有人重新建立起这种违规建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京市近期拆除有火灾隐患的违规建筑是必要的,但是且不说拆除当中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就拆除行动本身而言仅仅是治标,真正理解19大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把发展的重点着眼到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要上,逐渐推动共同富裕建设才能治本。同样,市政建设本身也不应作为“抢险队”,而应该融入到解决整个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链条当中,才会像建国初期整治龙须沟一样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再说一点题外的话吧。其实在建国初,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同样是有追求美国与民国那种有钱有势的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的。仅以龙须沟的建设来说,如果要是驱赶当地的那些半无业的游民搞房地产开发,就可以捞取一笔不菲的收入。旧城改造时地皮值钱这个道理当时的人也不是不懂,以致为治理龙须沟进行的测量工作就曾引发当地居民的恐慌。只不过,这种方案被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果断拒绝了而已。如果我们重温《龙须沟》反映的历史事实,或许会更明白共产党人与清政府、国民党有何不同,到底什么才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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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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