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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兵:陈独秀和毛泽东迥异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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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家境·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十四岁,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蜚声上海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位被杨昌济称之为“资质俊秀”“殊为难得”的师范生,与陈独秀一样,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历史的风云际会,将他们先后推至中国革命的前台,可他们给中国革命的影响,真所谓“可怜鹧鸪飞,飞向树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这种判若云泥的结局,细究起来,个人的秉性风格不能不起一定作用,而这又与他们的出身即家境密不可分。

  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四十年后,这位名满华夏的新派领袖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惟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他说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老好人。他说:

  “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正是由于他的治家和经营,毛家才由贫农到中农,后又成为富农,在贫困的韶山冲可算是殷实之家了。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如果还能帮他打打官司,就一定能在韶山冲立住脚,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了。

  和陈独秀不同的是,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的年龄时。只有六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九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的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口诵心解、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这些烂熟于胸的经书古籍,虽不是他的所喜所好,却也使他受益终身,成年后的演说和文章,只要是引经据典都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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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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