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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媒体建制派的失败

 本文源于去年年底的一次访谈,

  原文在《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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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对于西方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发展前景的持续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令新闻界错愕和尴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调查数据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主流媒体的民众信任程度已经下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以美国的情况为代表,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民众表达出对大众媒体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媒体信任统计数据是18%,而87%的“保守派民众”认为大众媒体在进行歪曲报道;美国新闻学会的调查结果更显严重,只有6%的美国公众对新闻界仍抱有充分信任。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根据欧洲广播联盟(EBU)发布的报告,欧盟国家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也基本在50%以下,持续降低的趋势同样明显。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群体不仅扮演着政治议程的推动者、“客观事实”的呈现者,还一直精心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和普罗大众的代表者。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代,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曾经广受民众爱戴,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就等价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共识。而如今,这一切光荣的历史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新闻界不仅面临产业上逐步萧条的困境,也在感受着历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尴尬。

  多年来对欧美新闻业的自由派腔调十分不满的保守政客和民粹运动领袖们开始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们利用这场信任危机发动了一轮针对主流媒体的猛烈批评。在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在欧洲新闻界的峰会上趾高气昂地宣布:2016年见证了一场“政治革命”,迎来了“局外人”的胜利。他当着众多知名记者的面,指责他们长期忽视底层大众的声音,最终使得主流媒体遭到底层的鄙视和抛弃。

  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经受了多年排挤也终于在2016年扬眉吐气,在选举中一路领先。他们同样毫不客气地抨击主流媒体在各种社会议题上的偏颇态度和一直以来对待民粹运动的嘲弄和讽刺。很多长期被轻视的荷兰基层民众确实已经远离主流新闻界,并开始拥护PowNed和GeenStijl等迅速崛起的另类右翼媒体,这让反伊斯兰和反移民的激进声音获得了庞大的听众,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在意大利,政治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激烈地抨击该国记者“制造假新闻”并编造各种故事来诋毁他所领导的“五星运动”。他由此呼吁设立一个“人民陪审团”来评判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对于一直声称坚守行业自律,以免公共力量干涉的主流商业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难怪格里洛这个“公众监督媒体”的提议竟被新闻业的精英们类比为罗伯斯庇尔、塔利班、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媒体管制。

  在德国,反移民政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短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占领了议会的大量席位。他们使用Lügenpresse(撒谎的媒体)这个有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来攻击新闻界。媒体行业的有识之士由此联想到纳粹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和国外媒体的宣传运动。当时,“撒谎的媒体”正是一个经常被法西斯政党使用的词汇。在欧洲,类似上述列举的现象绝不在少数,右翼社会运动的兴盛及其与主流媒体精英对峙的状况几乎已经遍布各国。

  当然,在这轮来势汹汹的抨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表现。他在多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公开与新闻界为敌,对主流媒体进行彻底的否定,将偏颇、造假、脱离群众的标签奉送给他们,这在美国政治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所预示的危机已经不简单局限在媒体领域之内。

  有意味的是,特朗普等人对媒体进行指责时,经常使用公司化媒体(corporate media)一词。而这一称谓以往一直来源于进步人士和左翼社会运动对主流商业媒体的批评。例如,2016年大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虽然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方案截然相反,却也在其新书《我们的革命》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公司化媒体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威胁”。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和前些年兴起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等稍显激进的左派运动一样,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的待遇虽然不像特朗普那样被反复嘲讽,却是可能更糟糕的结果,即长期被忽视。不仅他们谈及的各种民生议题无法被纳入主流媒体的传播议程,他们的形象和风格也不像特朗普等人那样有卖点,因此常常被排挤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应该就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

  当然,在主流媒体已经失去大量民众信任和关注的年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粹的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会丧失动员力量。这一年欧美政治的风云突变告诉我们,传统新闻界的知识精英们已经无法通过精心设计的传播议程来主导社会议程,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在社会舆论影响力上的尴尬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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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媒体的新闻业者面对这场危机表现出了少有的惊诧和失措。危机状况一度让新闻界自身的问题成了新闻媒体评论的焦点。业界评论家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愚蠢的大众被煽动和诱导,接着又归罪于社交媒体破坏了传播生态,让理性和真相淹没在激愤和谣言之中。这种感受就像是被错关在铁笼中的囚徒,充满着无辜、焦虑和愤怒,却又只能不断抱怨而无法对眼前的危机进行合理解释。

  一位白宫记者的采访经历很典型地展现了媒体精英面对社会底层时的困惑和无奈。当她在街头遇到两名挥舞旗帜的特朗普支持者并尝试与他们对话时,发现他们“看上去受过教育,讲起话来却云遮雾绕”。其中的一个退休工人,指责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花费是特朗普的五倍,当记者告诉他这是已被戳穿的谣言时,得到的只是鄙夷和否定。另一名被访者向记者抱怨奥巴马总统毁掉了美国的经济,记者则试图列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失业率大幅下降的数据,然而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嘲笑和不信任。据这位记者判断,被访者们说出的日常新闻来源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大量基层民众宁可相信未经核查的,毫无专业性可言的信息渠道,也不愿相信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以健全的行业规范来实践“第四权力”的职业媒体人。这种尴尬状况在《时代周刊》的一个精辟句子中得到了回应,这份刊物在推介他们2016年年度人物特朗普的时候写道:“只有对事实的讲述者报以信任,所讲述的事实才有力量”。

  可以想象,这种境遇在知识精英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正在转变成对基层民众的怨言。著名独立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敏感地捕捉到了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们徒劳地思来想去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英国脱欧和那些被建制派谴责的左右派运动,最后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指责这些民众的腐败、忘恩负义、不道德、激愤、种族主义和无知,而不是归因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如果看一看欧美那些国际性或全国性的电视新闻和报章杂志如何讽刺社会大众的政治表达和运动,就知道格林沃尔德此言不虚。正如英国《卫报》编辑加里·杨吉(Gary Younge)所形容的:“一群住在伦敦的媒体评论家,用人类学一般的方式看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总是将他们描绘成分不清好坏的偏执狂,好似这些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发育不全的物种。”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

  当然,新闻界一些有想法的知识分子不会一直停留在责怪民众无知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他们还十分深沉地思考了一下整个传播生态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得出了非常富有时代感和表面说服力的结论:社交媒体繁荣所带来的假新闻泛滥是破坏舆论环境、误导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

  最近一段时间,反思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正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潮流,而“后真相”(Post-truth)也成了媒体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的时髦词汇。一些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界的讨论中,例如“如果要拯救民主的灵魂及其神圣的使命,我们就必须全体面对和解决‘后真相状态’这个新的现实挑战”;“让2017年成为我们为事实而战的一年”。

  原本欢呼新媒体发展带来社会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并利用社交媒体的鼓噪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的有识之士们,如今都纷纷转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民意集散的赛博空间,批评它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核实机制,破坏了民主生活秩序。同样的逻辑,在伊战和叙利亚战争中,各种带有宣传目的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非但没有核查过信息的准确性,反而倾力传播那些精心制作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故事。如今,当他们自己笃信的“事实”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让“后真相”的恐慌登上了所有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

  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们无法主导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闻”,而是不要他们反感的“假新闻”。我想恐怕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说明文化精英们前后矛盾的态度。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欧美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建制派”的社会角色。

  除了批评,媒体人已经开始了行动。美国大选前后,伴随着社交网络上激进言论和小道消息的大量涌现,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突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报道范式,并像一场文化运动一样在新闻界广泛兴起。根据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的统计,2016年,以“事实核查”为专职报道业务并持续运行的组织比前一年增加了50%,有影响力的网站已经达到近百家。保卫事实真相、守护职业尊严的自发努力已经在新闻界蔚然成风。

  可见,当社会信任的大厦即将崩溃之际,职业媒体人想到的仍然是用技术手段在专业伦理范畴之内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种政治判断力上的羸弱正突显出狭窄化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技能训练给新闻记者这个群体带来的束缚。然而,对形式上多元身份认同的坚守,与商业世界主义精英发展观念的亲近,以及对底层民粹声音的嘲讽又展现了媒体人清晰的社会阶层属性和明确的政治色彩。如果坚持用功能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定位来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对这些政治属性进行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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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媒体在呈现社会问题时倾向于利用议题的排序和事实的选择来传达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从经验中观察到,也早已成为传播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这种现象的总结,而是进一步追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在涉及公共生活的各种问题中,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和评论立场是否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倾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由传播现象到政治判断的理论跳跃,是我们将“媒体建制派”进行概念化的前提,也是我们超越舆论学式的思考,让自己的论述从抽象理论构造迈向社会政治反思的关键。

  最直接体现主流媒体“建制派”属性的,当然就是他们对主流政治观念代言人的支持和对反建制人物的敌视。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去年美国大选中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华盛顿邮报》在大选前对影响力较大的8家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Slate网络杂志、政客Politico、 福克斯新闻以及标准周刊)发布的共计两万多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在大选预热阶段,其中的6家媒体都站队支持希拉里,只有2家支持特朗普。然而,这个调查的样本选取比例并不能说明媒体一边倒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当调查对象从8家扩大到100家时,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媒体仍然只有区区2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这100家媒体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57家都明确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面对这种局面,已有评论人士惊呼: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

  这次大选报道中另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不被支持并不意味着不被曝光”,对于政治明星特朗普来说,支持率和曝光率甚至呈现出负相关的局面。廷德尔媒体调查报告(Tyndall Report)的结论显示,2015年,在总共1000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特朗普获得了其中327分钟的曝光,占总量近三分之一,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121分钟,也还不错,而左翼进步人士伯尼·桑德斯只获得了20分钟,还不到特朗普的1/16。在ABC电视网的“晚间世界新闻”节目中,特朗普一共出场80分钟,而桑德斯却只有可怜的20秒。这一现象展现了主流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和商业属性的矛盾混合体,虽然对特朗普没有几句好话,但是他们对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追求却反而帮了特朗普大忙,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

  廷德尔报告中不能被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左翼进步人士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遭遇的冷落。这种遭遇既是媒体建制派政治意识的反映,也是媒体商业操作逻辑的结果。桑德斯在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颇多感言:“我从这次选举经验中了解到一种媒体惯例,那些对劳工大众越是重要的议题,就越是公司化媒体不感兴趣的议题;而那些对普通百姓无关紧要的话题,却是媒体热衷关注的焦点……对他们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表现为一种娱乐、一场游戏、一个肥皂剧或一系列的冲突事件”。

  德国学者托马斯·梅尔(ThomasMeyer)曾经深入分析媒体逻辑介入公共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民主失败,他用“没有议题的议题”(Issueless Issue)来概括商业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桑德斯的竞选经历或许是这一概念的经典例证,当他带着贫困议题、平等议题、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等站上讲台展开他们的竞选活动时,媒体关心和提问的却总是“你是何时决定参选的?你打算何时宣布退出选举?你何时打算宣布支持克林顿?为什么你的某位选举团队成员离职了?你早饭吃了什么?”。

  然而,主流商业媒体的政治属性并不能完全被梅尔所说的“媒体逻辑”所概括。他们对多样性公共意见的消磨绝不是简单地由一套商业性和技术性的内容生产流程所造成。实际上,媒体精英对政治建制的守护经常以更积极的方式展现,这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商业大众媒体刚刚开始繁荣的十九世纪,新闻界就曾经将劳资矛盾下风起云涌的欧美社会底层反抗运动描绘为暴力和非理性的反动力量。特洛伊·罗丁南(Troy Rondinone)的出色著作《伟大的工业战争:1865-1950年阶级冲突的媒体报道》给我们展现了从镀金年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中,媒体如何通过偏颇性的报道抚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社会伤疤。除此之外,对理想资本主义法权秩序的构建还要求舆论的主导者们对腐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抨击。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晚期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中可见一斑。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平等和公正的挑战以一种世界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西方社会精英面前。面对危机,殖民时代的文明等级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用现代化和发展观念维持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和解,并用多元主义的承认政治给边缘群体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想象,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正是以此来消弭激进的再分配诉求和各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倡议。以上这些“冷战时代”留给“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遗产,正是媒体建制派各种“政治正确”的观念源泉。多年以来,全球媒体精英正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坚守着这些从不触及再分配问题的“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的成本和代价却只能由西方社会的底层民众来承担。

  20世纪晚期,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到来,“建制派”的内涵又有新的扩充,这集中地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肯定上。虽然媒体对这一政治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偶有提及,但是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总体上不容否定。从1999年西雅图反对WTO的社会抗议开始,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各种右翼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这些与建制派理念不相符的抗议行动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基本都被呈现为对正常秩序的干扰、对社会共识的否定和对安定生活的破坏。抗议行动经常和怪诞任性、愚蠢无知,甚至是暴力骚乱联系在一起。在主流媒体的介入下,这些社会运动遇到了一个逃脱不掉的悖论:抗议者要想获得媒体的更多关注就要把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激进化、戏剧化,而这种激进化和戏剧化却又恰恰在媒体的报道中转化成对他们自身行动价值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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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提及的各种现象已经被大量的专题研究所揭示。我们需要回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媒体精英缘何在政治立场上与西方社会的建制派权威走在一起,从而成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对此,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这种选择显然符合已经高度垄断化的商业媒体自身的利益。20世纪晚期,欧美各国在既有市场结构下的文化消费需求已经趋近饱和。对于媒体资本来说,两条出路几乎成为必然选择,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义时期对传媒行业的各种政策性约束,让媒体盈利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打破国际壁垒,让文化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冲进全球市场,并通过国际分工,降低内容生产和分销的成本。

  当时的政策变动刚好满足了媒体集团的这些诉求。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废除了带有明显新政自由主义色彩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Doctrine),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不再要求新闻业必须播报严肃且有争议的公共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媒体政策更为激进,1996年通过的联邦通信法案直接解除了资本在媒体行业投资兼并的各种壁垒,帮助传媒资本实现了大规模的整合与垄断。这些美国传播领域的政策调整很快在世界各国吸引了效仿者,从而转变了全球传播产业生态的基本格局。

  在国际市场上,媒体集团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尽快实现全球化转型。正如维亚康姆原首席执行官雷石通所言:“媒体公司正关注着那些能够带来最好回报的市场,而这些市场都在海外”;维旺迪环球的前主席比昂迪也声称:“传媒企业长期计划的成功有99%都依赖于海外业务的成功运作”。很难想象有着如此明确利益指向的媒体集团及其新闻报道能够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方案进行任何整体性反思。正如格林沃尔德所言,这些媒体精英享受着现行体制带给他们的各种名誉、地位和特权,使他们不得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西方军事力量、联邦储备委员会、华尔街和联合国等维系西方普遍性秩序的国际机构展现出爱戴和尊敬。即使他们有时对这些组织的某些行为有所指摘,也不可能容忍那些从根本上否定、憎恨和脱离这些组织的行为。

  其次,媒体精英融合为政治建制派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过程。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催生了脱离本土公共生活的跨国资产精英,也带来了一个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他们集纳在西方社会那些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教育业、高科技产业之中。这些人生活在伦敦、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等全球都市之中,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中等偏上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几乎隔绝于本国的基层劳工群体,却是商业大众媒体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和新闻行业劳动力最重要的来源。

  如上所述,媒体在商业运营上的解放与全球市场的发展几乎是一个同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重新按照商品的价值大小对受众群体进行了区分,在传播资源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这直接导致大众传播逐渐丧失了公共属性。虽然媒体人还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自居,但是他们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与广大基层民众产生了系统性的脱离。与此同时,媒体精英正在扮演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商业阶层和全球化知识劳工群体中承担传播沟通的任务,为他们塑造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体验。这一演变过程在同一个共和政体中创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的文化空间,大量无法直接在全球经济中获益,反而因此失去了工作和福利的基层百姓不仅在经济领域被碾压,也在文化生活中被全球化的建制派所抛弃和蔑视。

  在谈及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命题时,人们往往只关注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阶层分化,却忽视以就业领域和受教育程度为标准出现的社会裂痕。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2016年有着全球影响的政治事件中,我们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选民群体中划出的清晰界限。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情况,而是社会撕裂状况的赤裸反应。

  2016年岁末,著名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公布了他们一年一度的“信任指数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并将其研究发现的核心问题命名为“影响力的倒置”(Inversion of Influence)。研究人员用两幅图片来解释这种新现象,左边一张图片是一个正金字塔图形,权威机构和精英人群位于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社会;右边一张图片是一个倒金字塔图形,社会基层大众处于倒金字塔的上部,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权威人群的影响力。

  显然,研究人员想用这种金字塔前后倒置的变化象征一种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颠覆。这种类比虽然显得简单粗糙和耸人听闻,但或许也以其大胆的方式展露了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个侧面。美国作家海耶斯(Chris Hayes)早在2012年的著作《精英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中也有类似预见。其中的警告在此作为一个注脚颇为合适:“如果考虑到这种对精英体制丧失信任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社会权威的广泛而毁灭性的危机当中,这种处境要比政府的危机或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危险。”

  然而,包括媒体精英在内的政治建制派群体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危机,更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局面归结为大众的无知反叛和传播技术环境的变化。回顾现代商业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新闻界的表现,眼前的危机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与商业精英、政党精英和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劳工同构为社会的建制派群体并与基层民众生活脱节,他们像职业技术官僚一般只能在给定的框架中认识世界,无力回应底层的遭遇和抱怨,也无法弥合社会群体对抗的裂痕,终于迎来了一场失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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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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