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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孙中山”的边缘化与甘地的火速上位

之前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大力宣扬“同一个亚洲,同一个文化”的大亚细亚主义,自我标榜为带领亚洲反抗白种人的革命领袖,在亚洲各国支持鼓动革命。

以图谋东北三省为目标的黑龙会,就是大亚细亚主义者的组织。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就是在日本黑龙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日本东京黑龙会头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创立。

印度“孙中山”的边缘化与甘地的火速上位

大亚细亚主义既是日本的国家战略,也是日本民众的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

如果说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扶持,主要是怀着侵略的目的,日本对于印度革命的扶持,则主要是怀着瓦解大英帝国的目的。大英帝国之强主要在于印度,那么日本要挖大英帝国的墙角,也得围绕印度挖起。

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黑龙会的势力还拓展至菲律宾、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及摩洛哥等处。以“日本人和黑人同属有色人种”为由,他们甚至从3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资助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这对战后的黑人平权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英国为了在远东遏制俄国,从1902年起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日本从英国不断获得援助,但也不妨碍日本继续在暗地里鼓动印度革命者反抗英国。不过这也决定了,日本支持印度革命必须要遮遮掩掩,不可能做得像对中国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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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盒上印的英日同盟宣传画

虽说日本同时扶助中印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地缘上“远交近攻”的差异,中国很快就体会到其中隐藏的杀气。李大钊一言见血地揭露道:“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印度则不同,日本在整个二战期间也没有打到印度境内(不是不想打,而是力有未逮),印度人没有切身之痛,所感受到的只有日本对印度的扶持帮助,因此印度对日本的情感远较中国更为正面。

1899年,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前身)开设了梵文和巴利文课程,后来在1903年又办了宗教比较学的课程。在此环境下,一大批印度学生前往日本,在1900年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Oriental Youngmen's Association),他们回到印度开展反英政治活动,造成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恐慌。许多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从英国统治下逃往日本,两国著名人物间的书信往来引人注目地增长。例如,前一篇中提到的相当于“日本尼采”、为大亚细亚主义奠基的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和甘地的密友印度作家泰戈尔、孟加拉诗人Priyamvada Banerjee间建立了友谊。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黑龙会元老人物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也都大力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

印度“孙中山”的边缘化与甘地的火速上位

泰戈尔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不仅催生了同盟会,也在印度掀起了一波革命高潮,其领导人是国大党极端派领袖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蒂拉克在印度近代史上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我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856年,也就是印度大起义前一年,蒂拉克出生于马哈拉斯特拉邦的一个婆罗门小资产阶级家庭。马哈拉斯特拉邦是马拉特人的聚居地,马拉特人是印度诸多民族中较有反抗精神的一支。在蒙古人入侵时,马拉特人是印度教反抗的最后旗帜。莫卧尔王朝始终没有放弃征服马拉特人的努力,却始终没有成功,马拉特人反而在长期的斗争中统一起来,建立马拉特联邦。在英国人入侵印度时,马拉特人也是最坚决的反抗者。东印度公司一共发动了3次马拉特战争,1818年马拉特人最终失败。

蒂拉克从小就听祖父讲述马拉特英雄和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领导人的故事,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他在大学时代就立志,毕业后不在殖民政府中做官,不为英国殖民当局效劳,而要献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

1881年1月,蒂拉克创办了两个民族报刊。一个是马拉特语的《狮报》,另一个是英语的《马拉特人报》。从此,他以报纸为讲台,揭露英国的殖民统治,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以此动员和组织群众。1882年,英印政府以出版颠覆性的文章为名,对他判处4个月的监禁。1897年,又以煽动民变为名,对他判处18个月的监禁。

1897年以前,蒂拉克还是一个信奉改良主义的温和派,他说:“我们不希望削弱这个政府。相反,我们希望加强它,使它能经受住各种攻击,无论是来自俄国人或任何另外的敌人;我们要求政府使我们的国家联合起来”。殖民政府的反复迫害,使得他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激进。1897年1月12日,他在《狮报》上撰文说:“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喊哑了嗓子,希望政府倾听我们的呼声。但是我们的喊声同蚊子的嗡嗡声一样不能影响政府。我们的统治者不相信我们的话,或者故意这样。现在让我们用强大的宪政手段,把我们的不满硬往他们的耳朵里灌。”

前文提过,国大党虽然跟国民党类似,是资产阶级党派,但它一开始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殖民当局退休官员休谟牵头成立的“招安党”。这个比兴中会还早成立十年的政党在头二十年就仅限于祈祷(Pray),请求(please)和抗议(Protest),简称为3P政策。

这个3P政策基本就是后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前身。甘地并没有做出什么创举,不过是沿袭了国大党温和派过去的“斗争路线”而已。

蒂拉克反对国大党温和派在没有政治独立的情况下,空喊社会改革,认为他们的“三P政策”是一种乞讨政治,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能是浪费时间。蒂拉克认为,政治独立是一切的基础,他主张在英帝国范围内的完全自治。他说:“我要做自己房子的主人,不要仅仅成为被逐出家门的陌生人。自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掌握自己的行政权。我们不想成为书记员”。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消息传到印度,极大鼓舞了印度人民的反抗热情。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分裂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制造了孟加拉分割案,激起了孟加拉人的强烈反抗。1905年8月7日,孟加拉人民在加尔各答集会,通过了“斯瓦德西”,(意为“自产”)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决议。蒂拉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热情支持孟加拉人民的“斯瓦德西”和抵制洋货运动,号召孟加拉人民起来争取“斯瓦拉吉”(自治)。他说:“要求自治的时刻已经到来。别再零零星星地搞改革。现存政府对印度来说是毁灭性的。必须加以改进或根除”。

蒂拉克除要求政治独立外,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主张发展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恢复农村的手工业。在他看来,一些有钱的中介商,是否投资于民族工业,是关系到是否爱国的原则性问题。他不仅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支持“斯瓦德西”和抵制英货运动,而且自己带头组织民族商店,建立工厂,建立民族学校和“斯瓦德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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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孙中山”——蒂拉克

蒂拉克还注重教育群众,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税运动。1905年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孟买工人中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参与了旨在改善工人状况的一系列活动,深受孟买工人阶级的欢迎。

蒂拉克认为,”农民是印度的中坚”,在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必须发动农民参与。他十分重视在农民中的工作。1905年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后,他竭力主张把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此外,他还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组织他们,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

看起来,蒂拉克及其领导的国大党极端派似乎已经有了点毛泽东和中共的样子。然而,蒂拉克毕竟出身于婆罗门的资产阶级,他一方面对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与一定的关心和注意。另一方面,他不敢正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他对农民只提减轻赋税,固定地税,不提土地问题;对工人,只强调“斯瓦德西”和抵制英国货,不强调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更不注意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如果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这就大概相当于国民党温和左派的做法,但是到了印度就变成了“极端派”。

蒂拉克并不排斥暴力革命。他曾在一次集会上说:“如果盗贼进入我们屋内,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赶跑,那么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关在屋内,活活地把他们烧死。”蒂拉克也不排斥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他认为对一个被压迫民族来说,使用各种方法,包括公开的起义都是允许的。他经常说,如果武装起义有50%成功的把握,就可以进行。但是他认为,印度缺乏武器,缺乏组织,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

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先后将“极端派”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抓起来,投入监狱。1908年6月23日逮捕了蒂拉克, 7月22日判处他6年徒刑,随后,把他关入缅甸的曼德勒监狱。蒂拉克的被捕和判刑,在印度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孟买10万工人举行了6天的大罢工。

1914年是印度反英斗争的转折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年爆发,英国急需印度的大力配合,以组织战争资源,殖民政府许诺,只要印度人老实合作,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在战争结束后就可以获得自治。

印度人相信了殖民政府的谎言。1914年8月27日,蒂拉克公开发表声明,宣告效忠英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表示要同英国合作,来争取印度的自治。不过,蒂拉克却并不完全相信英国人的许诺,他虽然不再组织反英活动,却积极地为战后自治做积极准备。

在他的领导下,1916年的勒克瑙大会上,不仅恢复了国大党内部两派的团结,而且对穆斯林联盟作出了让步,促成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从而加强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1916年4月28日,他建立自治同盟,印度人民将通过这个同盟,用宪政方法实现在帝国范围内的自治。

1918年一战结束在即,蒂拉克认为英国政府兑现许诺的时候到了。9月19日,蒂拉克亲自去伦敦,向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陈述他的自治同盟关于印度未来宪法的意见。然而,英国政府只是为了战争胜利哄骗印度人,并没有让印度自治的打算。为了英国人的自治许诺,上百万印度士兵奔赴异乡,为英国人卖命,然而危险一过去,印度士兵的功勋就迅速被遗忘。英国人不仅不打算履行承诺,反而加强了对印度的管制。

在这种背景下,蒂拉克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敷衍。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应该争取更多的东西。1919年11月6日,他离开伦敦回国,开始谋划实质的自治行动。

除了蒂拉克之外,印度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激进派独立运动领袖,名叫赖斯·哈比利·布斯(Rash Behari Bose,简称为R·B·布斯,1886—1945),他的斗争方式则更加激进,那就是暗杀以及恐怖袭击。他可能更接近早年的孙中山,并且与孙中山也有更多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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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哈比利·布斯

1912年12月23日,在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的、庆祝把首都从莫卧儿王国旧都鄂尔多·德里迁至新德里的典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总督哈丁受了重伤,典礼一片狼藉。 安置炸弹的的人就是R·B·布斯。 在殖民当局的高压搜捕之下,他决定逃亡海外。最终突破了严密追查,于1915年经由加尔各答逃往日本。

当时一战已经爆发,英日两国之间已经是第三次签订同盟条约。日本政府的英援领得正嗨,显然不能在这时候得罪英国。R·B·布斯希望从日本购买手枪等军火继续搞恐怖袭击,但是不能得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经人引荐,他认识了孙中山。

孙中山一想,这是印度的革命同志啊,当然要支持。于是他把日本支援同盟会的军火分了一些出来,从上海向印度输送。无奈被英国当局查觉,不仅军火被没收,机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英国人一看,这都是日本产的军火,小日本居然收着我们好处,还要暗地里搞鬼,真是岂有此理!英国立即向盟国日本提出抗议,并要求逮捕R·B·布斯。

日本政府实际态度当然是想挖英帝的墙角,当然不能就这么把R·B·布斯交出来,那样不仅会伤了印度革命者的心,也会伤孙中山等中国革命者的心,于是采取了拖延暧昧的态度,未对R·B·布斯采取行动,只把他置于监视之下。

一个叫做山中峯太郎的《朝日新闻》记者,从孙中山处听说了这位印度独立领袖不屈不挠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孙中山的安排下,R·B·布斯与日本媒体会见。席间,廖仲恺把R·B·布斯的英语先译成汉语,王统一再把中国话翻成记者听的日语。若干天后,一篇题为《欧战与印度》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引发了日本市民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强烈兴趣。

这名记者也从此改行成了超人气的作家,所作冒险小说《亚细亚的曙光》里,就有一个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这篇小说强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军国少年的心。

这部小说的内容么,大概就相当于《铁拳无敌孙中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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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铁拳无敌孙中山》

虽然在媒体的造势下,R·B·布斯(还有另一名印度人H·古普塔)获得了日本国民的义愤和同情,但宪警监视日严,他们渐渐陷于绝境。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孙中山。孙中山说我能力有限,我也搞不定,但是我知道有人能搞定。在孙中山的引荐之下,布斯等人结识了黑龙会的一班大佬: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内田良平和头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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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两位为孙中山和宫崎滔天

在黑龙会的暗中支持下,布斯迫不及待地在日本开展反英独立的宣传。他们的行动惹怒了英国政府,英国对日本政府施压。终于,日本政府决定,要求R·B·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内离境。

《朝日新闻》最先报道了政府的逐客令,并批评如此措施“疏隔亚细亚国民之同情”、“将及颇大影响于三亿印度人对日心情”。

头山满说,这事我管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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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拜见头山满的合影

上一篇提过,头山满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在军政各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布斯之前,他已援助过M·白勒克屯拉——另一个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白勒克屯拉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编辑宣传独立反英的报纸,参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组织的“亚细亚义会”。后来在1915年,还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首相。

在头山满的安排下,布斯二人藏进了新宿糕饼店中村屋内的密室内。他们教会了中村屋店里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饭。R·B·布斯还娶了店主的女儿,生下了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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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布斯与新宿中村屋店主一家的合影

至今,东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喱料理,名气大,味道纯,在日本首屈一指。而且,就连名称都不用转自英语的カレー(karei),而用接近印地语发音的カリー(karii)。 虽然咖喱的售价是其他店铺的8倍,但却评誉为:“恋爱和革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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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京旅游,不可不去的新宿中村屋

甘地已于1915年返回印度,他又做了哪些事呢?印度回到国内并没有参与独立运动,而是首先游历印度各地,进行舆论造势。通过追随者的造势和宣传,甘地在印度广大农村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已经渐渐地达到了“半神”的地位。

印度这个宗教氛围浓厚、文盲扎堆的地方,很容易出各种宗教“大师”,现在的印度至少活跃着上千名各种各样的“大师”,比如前阵子因强奸罪被判入狱,引发游行骚乱的后现代摇滚风大师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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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甘地也跟这位大师一样,而是说印度人爱信迷信、喜欢个人崇拜、从众心理强、贪心、生活很压抑,容易崇拜看起来有人格魅力的大师。以甘地的做派,吸引一大帮信众还是相当轻松的。

在此期间,甘地还积极动员印度人上前线替英国人打仗,成为英国在印度征兵的有力助手。直到1919年,甘地还没有从事过任何一项印度国民运动的工作。在1920年写给印度侨民的一封信中,甘地说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在过去的29年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忠诚地服务于英国政府。

英国人没有忘记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教训,当年就是印度士兵引发的大起义,如今百万上过战场的印度士兵退役回家,印度爆发起义的可能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殖民政府组织秘密侦缉队,言论监察处等种种新的压迫措施,严密防止印度人起义。

1919年2月6日,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警察可任意逮捕官方所怀疑的分子,不经公开审讯,可以长期监禁。印度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全国哗然,群起反对,掀起了哈里发运动。

这个运动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一战中战败投降,英国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奥斯曼帝国苏丹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自诩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全世界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并向印度和东南亚派出代表同各地伊斯兰组织联系,求得支持,共同反对西方列强对土耳其的瓜分。

英属印度作为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地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并且与印度本土的反英诉求结合起来。印度成立了“全印哈里发运动委员会”,以赛德·卡塔尼为主席,国大党人穆罕默德·阿里兄弟为首席发言人。参加这一运动的有印度穆斯林各阶层的群众。该委员会领导印度穆斯林反对英国等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掀起保卫哈里发的宗教领袖地位的浪潮,旨在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地位。国大党也全力支持这个运动。

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英国人指挥的军队向聚集在札连瓦拉公共花园两万多印度人民开枪造成大屠杀。英国方面的数字是379人死亡,1100人受伤,而国大党统计后给出的数字是约1000人死亡,1500人受伤。这一惨案,使印度人民反英斗争迅速高涨。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父亲、著名律师潘迪特·蒙蒂拉尔·尼赫鲁称,阿姆利则惨案是所有已知屠杀中最悲惨的一桩。诗人泰戈尔也说,在旁遮普,有人以法律的名义犯下大量罪行。许多人不再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愤而从殖民机构辞职。不少本来希望通过与英国合作为印度争取更多自治权利的人士,也转变成要求印度独立的“民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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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利则惨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根据事后调查的结果,这次屠杀完全是一场误会。4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丰收节,是锡克教徒的新年,已演变成当地民众的狂欢日。在札连瓦拉公共花园聚集的2万多人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其实是聚集在一起过节,但是却被神经过敏的英国殖民者以为他们是要聚众造反,用两辆坦克堵住最宽敞的一个出口,然后不由分说下令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人群开火。

英国议会成立了一个“亨特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指挥这次大屠杀的军官戴尔被迫回国在委员会面前作证。他对一切供认不讳,当被问及是否采取措施救治伤员时,他说:“当然没有。那不是我的工作。医院都开着,他们可以自行前往。” 1920年5月26日,“亨特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认为戴尔开枪驱散人群的行动是正当的,但开枪前应预先警告,此外射击时间应当缩短。

这就是很多人口中所说的文明的英国人的丑恶嘴脸!当然,在两党制的英国,这件事迅速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靶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此次屠杀是“极其特别的、怪物才干得出来的事,邪恶得空前绝后”。英国工党指责“大屠杀”是“残忍和野蛮的行径”。迫于压力,执政的自由党将戴尔革职了事。

1919年,英军从印度侵入阿富汗,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在英印军队中服役的印度穆斯林,倒戈转向支持阿富汗。印度大批穆斯林迁徙到阿富汗,以消极抵抗的态度,反对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阿军的英勇抗击和印度解放运动的高涨,使英侵略军处境困难,被迫放弃了继续作战的计划。1920年双方停火,进行谈判。1921年11月22日,英阿签订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长达八十年的阿富汗反英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阿富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印度的反抗信心,反英活动更加高涨。

更令英国统治者惊慌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1920年,与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印度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乌兹别克境内的塔什干成立。随后,印度各地出现共产主义小组。

到此为止,印度的革命进程跟中国十分类似,下一步就应该走向“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印度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合作,然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发动工农运动,组织军队讨伐英国殖民政府。印度比中国的优势在于,还有上百万一战老兵,也没有那么多反革命的割据军阀,再次掀起印度大起义,推翻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指日可待!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1920年8月。印度国大党大会召开前夕,8月1日蒂拉克去世,终年64岁。蒂拉克一死,国大党群龙无首,再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统合山头林立的国大党(跟国民党一个毛病)。

几乎与此同时,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并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甘地的言行举止,刻意模仿耶稣的言行,处处透着圣洁光辉,将印度教的教义和耶稣的传教方式巧妙结合,特别对印度底层人民的胃口,吸引了大部分印度民众的注意力,民间威望一时无两。

蒂拉克之死和甘地的突然冒起,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貌似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航向。印度不仅与中国道路大相径庭,而且是走上了一条举世无双的发展之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戏剧性变化呢?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印度,而是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

早已怀着号令天下的野心(或雄心),却又韬光养晦许久的美国,随着一战造成的列强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再也不愿意蛰伏下去,而是开始积极为美国的利益进行布局,重点的就是西太平洋以及亚洲地区,算计的对象就是英国和日本。

英国将印度作为摇钱树自不必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对华贸易独占鳌头,赚取了大量财富,美国早就眼馋不已,希望取而代之。日本在一战期间加快侵华步伐。1915年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又通过兰辛一石井协定,使美国承认其在华的特殊利益。1917-1918年间又通过“西原借款”,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日本在华的投资额也逐年上升。日本在华的快速扩张,与美国的设想不符。

美国的战略是挑起日英之间的矛盾,将日本作为挑战大英帝国的打手。因此美国既不能继续放任在英日同盟的框架下,英国和日本完成亚洲利益的瓜分,成为利益共同体;也不能让中国和印度同时倒向日本,那样的话日本实力膨胀过快,将来尾大不掉,反过来威胁到美国。因此美国采取分化策略,继续纵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但是不许它将触手伸到华北;同时斩断日本对印度的影响。改为由美国亲自在幕后推动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因为从全球霸权的考虑出发,美国需要一个独立且衰弱的印度。

为了分化日英,就要拆解英日同盟。美国海军部认为:“假如英日同盟继续存在,美国要维护其安全,就必须拥有一支相当于英日两国海军之和的海上部队,这就是说美国必须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参议员洛奇则更明确地指出:“英日同盟是我们与远东太平洋关系中最危险的一个因素。”

1921年续约十年的英日同盟到期。一直伺机铲除英日同盟的美国认为时机已成熟,于是向英国照会说,英日同盟缔结的目的是对付俄国、抗衡德国,现既然俄德已无威胁可言,那么英日同盟也无继续存在之必要。

随着势力的衰微,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蓬勃发展,尤其是1919年爆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对英国打击最大。连被视为英国本土一部分的爱尔兰都要闹独立,那么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当然就更有独立的意愿了。

印度“孙中山”的边缘化与甘地的火速上位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美国乘机向英国照会说,美方对爱尔兰的独立是否予以承认,当视英日关系而定,实际上就是向英国施加压力,威逼英国放弃英日同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日本是英国的旧友,在20年的同盟中,双方甚有所益。当今英美关系极为和谐,我认为首先应该增强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其次也要维持同日本的亲善与合作。”于是,英国决定采取两全之策,即欲以英美日三国协定采取代英日同盟。但这个打算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搁浅。

在美国的倡导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会议。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日本认为英日同盟对自己至关重要,希望继续保持。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日本派皇太子裕仁访英,以示亲善,并转达继续修盟之愿望。但当得知盟友英国已同意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害怕自己陷入外交孤立,无奈之下,只得出席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限制越演越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一战之后,美国仰仗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五年内建造一百三十七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八艘,每八年更新一次。其他欧洲列强也加入了这场烧钱的军备竞赛。由于1919年经济危机到来,各国都感到军备竞赛难以为继,因此需要通过谈判限制海军军备。

华盛顿会议基本由美国人主导。会议上通过《四国条约》,拆毁了英日同盟,通过《五国海军条约》,将美英日法意的主力舰比例限制为:5∶5∶3.∶1.75∶1.75。强迫日本放弃了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中国回归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对此,日本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不公,日本代表曾私下讽刺英国代表说:“无论如何,你们给同盟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正是由于美国强力干涉,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渐少。失去日本支持的孙中山逐渐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翼革命道路。印度方面,日本难以继续施加影响,美国亲自出手,来推动印度的独立运动。

美国在印度找到的代理人就是甘地,因为甘地符合美国的所有条件:

一、坚决地反工业化,防止印度独立后走上工业化道路;

二、史上最温和的“革命”方式,便于掌握,以免失去控制;

三、不会破坏印度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于印度政治独立后,美国找到买办代理人,对印度继续进行经济殖民。

总结来说,就是反工业化、易于控制、买办化

如果对照中国,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也基本也满足这三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走上了与蒋介石政府坚决斗争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

但是印度数千年来一直是外族入侵的殖民地,早已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方式。以甘地为首的印度领导人,不由自主地是从棋子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一个大国罩着能实现民族独立,就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还要啥自行车啊!相比于孙中山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还得放弃东北,美国完全不图印度的土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哪儿找去!

至于蒂拉克死亡的同时甘地崛起,两者之间是纯属巧合还是有什么不为外人道的秘密,反正印度人也从来没追究过,就随它去吧。

国大党高层都是知识精英构成,他们明白”不合作运动“是什么玩意,但甘地向民众喊出的口号是:“要自由!不要再做奴隶!”这个口号深入人心,印度人反响热烈,而且深受美国媒体的追捧,明眼人都能看出甘地背后有美国人的影子,于是大佬们干脆闭嘴让甘地去领导这场运动。

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

“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实行脱离帝国的自治”。在甘地号召下,印度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汇成一股反英洪流。甘地的行动貌似是在反英,却是在反英洪流喷薄而出的情况下,对英国人影响最小的一种反英。甘地的行为,无论表面上说得如何冠冕堂皇,实质上是本来可能成为火山爆发的暴力革命变成了温和斗争,让已经千疮百孔的大英帝国继续维持下去,让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延续了二十多年。

从美国的利益出发,需要大英帝国的靶子立在那里,让德日去攻击。这样美国才能举起正义的大旗向德日宣战,最终名利双收。如果大英帝国噼里啪啦一下子垮了,德日迅速扩张填补大英帝国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再参战就没有多少正义可言,就成了纯粹的利益争夺。就算美国最终胜利,霸权也维持不了多久。

1922年2月5日,联合省(今北方邦)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2000人将22名警察连同警察局一起,付之一炬,这是针对警察开枪打死十几名农民之后的报复行动。甘地闻后急忙制止。2月12日,国大党通过巴多利决议,谴责群众“越轨”行为,决定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0日,甘地入狱,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甘地的这一举动,严重地挫伤了士气,引起国大党内的思想混乱。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当时都已经被捕入狱,还等着革命形势继续发展呢,然后突然听说,居然被甘地叫停了?搞什么飞机?此后,印度的独立运动陷入低谷。

甘地紧急叫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这一天,恰好是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四国条约》的前一天。也就是说,英日同盟作废的同时,印度的反英活动也就停止了。如此一来,甘地领导的运动就如同给英帝国施加压力,为美国谈判增添筹码。英日同盟作废之后,甘地整整八年没有领导反英运动,直到1930年,也就是那场超级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

自从甘地上位之后,由于印度民众资源都被他吸引过去,无论是国大党极端派还是印度共产党,都迅速边缘化。至于躲在日本的R·B·布斯,则更加无人理睬。R·B·布斯就这样心在印度身在日本,一生为驱逐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的独立,呕心沥血,奋斗不歇,但是印度国内已经无人关注。布斯此后越来越依赖日本,逐渐沦落到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摇旗呐喊。

在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与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著名讲演达到一致,即严厉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在1931年以后,他又连续支持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R·B·布斯欢喜若狂,以为亚细亚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一举解放英国盘踞的印度。但是,当近卫内阁发表所谓“大东亚GR圈”并没有列入他的祖国印度,他大失所望,和另一个朝鲜失意者相抱痛哭,在酒馆中喝到烂醉如泥。R·B·布斯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中又发现了好消息,1941年他在纳粹党旗下讲演,呼吁与德意的结盟。

R·B·布斯为了印度独立殚精竭虑,最终却走上了拥护法西斯的道路,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真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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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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