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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战--中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其中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的极为充分。王向远同志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两本书[26]披露的大量资料证明,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27]性质。可以说,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28]的结果。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为什么要“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被英国、日本、美国等殖民过或占领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29]。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毛主席后来称梅兰芳为“梅先生”[30],说明毛泽东看重的是梅兰芳的民族气节。

但是,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在他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中华民族大义凛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崇拜者,但他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李国豪决心继承父业,但在其事业初有声势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

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年仅42岁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相似结局与某种战略意图相关联。李小龙离世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在英国殖民者面前,这时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龙那龙飞九天的气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者降格为阴沟里蓬头垢面的扶贫义士;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1]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既中用又看好,这样的文艺作品及其艺人就可以从西方殖民者那里获得大奖项。老子认为,这样用消蚀被压迫者反抗的“道德”,是“下德”即没有道德的。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大家看东南亚国家,凡是受到殖民主义占领过的,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国民性格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国民性有极大的反差。在前者,男性多有严重地雌化倾向,在后者则有更多的阳刚。西方人为什么把张国荣及其主演的《霸王别姬》影片推得那么高?目的就是雌化、弱化华人的国民性,使之最终不能战斗。李小龙为什么被“早逝”?因为李小龙打出气势了,毛泽东喜欢他[32];比李小龙更早的霍元甲为什么也被日本人也弄成“早逝”,这是由于他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他们因此都是日本、英国等在殖民文化传播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李小龙被“早逝”后,香港武功片几乎都被精选出的某些没有民族气节功夫片艺人所丑化,其主演几乎都成了蓬头垢面在地沟里混打乱斗的狠角。时而久之,这些角色就不知不觉地将华人诱入自我厌恶的心境和语境之中,中国武术就成了与地沟里混战的老鼠同义的概念。

大家看美国、英国的片子,白人总是智勇双全,白人军人不仅会打仗而且还懂爱情,黑人充其量是老实忠厚,但很傻:《飘》《魂断蓝桥》等影片就是这样。西方为殖民地人民塑造的正面形象,如果说有的话,最多也是被普世化了的人格,比如甘地、曼德拉等。为什么捧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对殖民主义无害化处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而非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自由。于是英国人就封甘地为“圣雄”,称曼德拉为“和平斗士”。斗士怎么能和平呢?无害化处理过的斗士也只能这样。正因此,这些人获得的西方奖项特别多,谁给的?西方人给的。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古今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曾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他们“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33]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34]果然,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

中国春秋时期,秦国对其他六国用的政策是“立庸君而弱晋”,将“戈尔巴乔夫”式的人扶上对手国家的高位,并由此使这些国家衰弱;自己则是“夺城池而强秦”[35]。战国时期,秦国也用这种方法与诱骗过齐国。战国末年,后胜任齐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后胜贪财,便派人送重金给他。后胜的宾客、仆从也经常收受秦国的金钱。于是他们共同力劝齐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诸侯国,致使秦得以将其他诸侯国各个击破。公元前221年,秦兵大举伐齐,齐国因后胜当政,竟不战而亡。

总之,送对手以唯心主义,给自己则以唯物主义,以普世麻痹对手,以经世以壮大自己,是秦国得以击败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手段。秦国用的是李斯、商鞅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全赶到对手国家尤其是齐国去。当时齐国搞“百花齐放”,净弄些“公知”回来带“研究生”,所谓“稷下学宫”[36]可谓是当时官私合办的“研究生院”。秦国不时地还给他们送些“课题费”,专资助那些不靠谱的争论。这样的学术并没有造成齐国强大,书载稷下学宫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值得深思的是,当秦军抵至齐国城下时,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竟没有出现像样的抵抗!学问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后来的宋朝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而皇帝却寄金人篱下,被虏到北方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惩,征心是也。为了全面侵占中国,日本早在1923年3月召开的第四十六届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12月,日本内阁依据《特别会计法》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会”,由外相任会长。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次年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到1936年5月,日本外务省提议将原先由“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的300万日元的预算增加到400万日元,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日本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交流。一年后日本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文化侵略转为军事占领。[37]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语言学者平野晃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文章中明确表示:“日本在大东亚所应采取的语言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亦即日本语的普及和欧美语的排斥。”他认为:对于香港等第一类地区,决不能认可除日本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对于“满洲国”“支那”、泰国等第二类国家,日语应该作为第一外语、教育、文化用语来使用,应该成为“国家语”;“大东亚语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语作为大东亚的标准语,而各民族、各地方的语言要置于方言的地位”。[38]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国内地广大沦陷区开设的日语学校达180多所。[39]

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该书较早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宣称:“对于一种思想,必须用另一种思想来应对,对于一种世界观,必须用另一种世界观来应对,否则,要彻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对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着理性倾向的思想,只以无思想的情绪、民族的本能与之对抗,是消极的防卫,即使很充分,也由于缺乏积极的攻势和必要的理论武装,作为思想战而言毕竟是不彻底的。”[40]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放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要把《色戒》《霸王别姬》等片子引到中国来,为什么带有中性气质的主角张国荣被捧得这么高?还有把国民性格塑造得很自虐,将青涩男藏在一群少妇里准备为日军“献身”影片《金陵十三钗》以及目前出现的“鸟叔”现象,为什么在银幕和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在南方国家,这样男人多了,国家就不能打仗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文章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41]这话反过来说也可理解为:当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笔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时,那军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场。

经世而非普世是中国国民性的主流,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敌对中国的势力明白,要改变这一主流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将中国人的世界观普世化却是可以间接达到目标的方法。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是斗争的,斗争还在继续。

【注释】

[26] 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两本均为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7]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笔部队’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8] [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9]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30] 参见《钟爱京剧 毛泽东与梅兰芳结友谊》, 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20715/class014800023/hwz716293.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31] 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32] 1974年,刘庆棠担任文化部长,他曾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喜欢不喜欢看香港电影?张玉凤说:喜欢,特别看了李小龙主演的影片,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刘庆棠说,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泽东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泽东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正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电影,中国在当年(1974年)就引进了李小龙的大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参见覃炜明:《李小龙一个世纪的传奇》,载《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0日。

[33]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34]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35]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晋国内乱,公子夷吾以“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为条件,请求秦国协夺取君位。秦穆公决定立庸君而弱晋,得城池而强秦。参见张分田著:《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6] “稷下学宫”,“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宣王时,稷下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学术活动。稷下学宫是算是世界上较早的由官私合办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运动就由此发韧。

[37]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

[38]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39]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40]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41]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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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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