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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义坍塌,世界越来越难以相信美国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时代。这种全球战略格局的逐步形成,是与美国国力逐步相对下降、美国队全球霸权逐步瓦解同时发生的。作为美国全球霸权瓦解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政治,其失能和日益走向崩溃的征兆在美国国内和对外关系上同样日益凸显。人们或许已经观察到与美国政治有关的越来越多的现象和事实,并且发现这些现象和事实也在日益摧毁美国政治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人们对于这种日益发展的政治崩溃进程本身,却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本文拟就这个进程进行观察和分析。

 

政治及其信义

 

在谋求在一定地域上的人群,通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会。基于谋求这个人群集体生存的组织与治理的活动就是政治。“政”主要指某个人群相互之间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制度和秩序;“治”则主要指管理一定地域上的人群拥有安定的生存状态等。政治过程是围绕人的生存活动而展开的,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人达成他们生存目的的手段、工具或者途径。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以及古希腊政治含义有很大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很大意义上是君主和大臣管理和统治国家的活动;“政”一般是指朝代的制度和秩序、或者一种统治和施政的手段、或者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治”在中国古代则一般表示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等等。这种政治被宣扬为上承天命,因而施行善政才能上合天意,而恶政则违背天道,会受到惩罚。而在古希腊,“政治”指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

所谓信义,即既已信奉,义无反顾,指能够遵守互相之间或集体之间的约定、协议及诺言。信义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成为各种社会组织和国家的行为基础,其极端重要性被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充分认识。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信义不仅是立国的根本,而且其无形的价值往往超越有形的利益。在我国古代政治家看来,即便获得一块土地(得原),也抵不上违背承诺和失去这块土地上民众的信任(失信,所亡滋多)。

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对政治信义的范畴,也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见解。“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具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

意思是:即使道德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礼义还没有覆盖所有的人群,然而治理天下条理的大致确立,赏罚分明的做法取得了天下的信任,臣属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的重要性。政令一经颁布,不管得利还是失利,都不欺骗百姓;国约已经缔结,不管有利还是无利,都不欺骗合作的邻国;如果这样,那么军强城固,敌对国家会敬畏。国家方针一贯而明确,有交往的国家就会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国这么做,威信也震动天下;春秋时期的齐、晋、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以树立信义而王霸。

 

里根经济学和国家信用掺水的政治后果

 

政治过程的持续首先是为了改善一个地域上人群的个人以及集体生存状态,这是政治根本目标和内涵。在这一点上,政治的本质和经济的本质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是一个金权政治的国家,其政治运行特征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大资本唯利是图的印记。在华尔街大财团操纵和控制美国政权运行的前提下,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地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底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度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严重缩减。上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占比高达61%,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0%,而两端的低收入人口和高收入人口分别扩张到29%和21%。更严重的是,以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来比较,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0月2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发表文章,题为《特朗普现象从何而来》。他认为,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里增长了5倍,但贫困阶层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几乎没增加,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率先喊出了“没有社会,只有个人”的口号,开始在英国大规模地推动私有化和绝对的市场化。罗纳德·里根马上跟进,在美国实施了“里根革命”。“革命”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小政府;私有化浪潮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世界。自从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经济政策之后,被后来的几乎历届美国政府所沿袭。

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60年中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近5倍,只是在大规模减税政策之下,这些增长成果落到了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批人手里。从分配的角度看,欧美因此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第一,中下层的工资收入长期相对下降(美国尤其严重);第二,富有阶层享有大规模的减税。在大幅度减税优惠了富有阶层的同时,中下层强烈要求维持基本的社保和其他必要的公共开支。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是,政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必要的政府开支,包括必要的社保开支。

经济政策是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的,因此其实际执行效果,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政治执行者的美国政府运作班子的竞选承诺如果无法兑现,那么政府的信用就会如同手纸一般被人厌弃。“许多选民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他们的政府营救了那些使美国陷入破产边缘的富有银行家,对失去工作和家园的数百万普通美国人则似乎弃之不顾,该体系不仅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而且似乎是故意被操纵去这样做的。”所谓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设想,不过是镜花水月和痴人说梦。

施蒂格利茨认为,“政治领导人承诺的将惠及所有人的改革,例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却未能兑现,甚至遥遥无期。于是那些生活水平陷入停滞或衰退的人,就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么就是在说谎(或者两者兼有)。”

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在美国有人针对当时现状提出,如果美国提高对富人的税收,降低某些不必要的政府开支20%,降低防务费用20%,不仅可以缓解债务负担,而且还可以用筹集来的钱办教育、兴建基础设施、研发新能源技术等等,从而提高美国的长远竞争力。在2010年中期选举以前,美国大多数人赞同将富有阶层的最高累进税率恢复到克林顿时期的39%。而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完败,而提倡减税的茶叶党大胜。

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失去信任而产生的广泛愤怒,其目的之一还是想寻求改变。虽然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政治改变尝试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迄今为止取得成效的尝试只有一个孤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的精明之处也在于意识到了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分配问题,一就任就将最高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9%,最后提高到90%以上。而当前的美国底层大多数百姓寻求政治改变、重写经济规则的野望最终结果会如何,想想“里根革命”以来的对富人阶层的减税政策造就了什么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难找到答案。

在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政府债务的增长的根源在于大资本集团通过种种手段片面地推高财政支出,从而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从中分润利益,进而推动政府债务无节制增长。这也就是在资本控制国家前提下的政府信用掺水过程。如果债务的无限制增长超过了一个国家的还债能力,那么政府债务的金融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庞氏骗局。2010年年底,美国国债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人均负担4.5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当年GDP的96.5%以上。2016年美国国债总额则达到20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还将大约几万亿美元结余的社保基金全部挪作他用,联邦的社保基金将出现严重赤字。这些都是美国联邦政府摆在账面上的债务;还有许多隐形债务,比如对两房公司的担保、对社保和医疗上的承诺等等。

为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美国设立了债务天花板制度。不过这实在是一个橡皮做的活动天花板。在过去70多年中,被上调了70次。美国预算和政策选择中心2013年发表的报告表明,美国大约有48个州面临预算困难,许多州、市和地方的退休金严重不足。几十年以前,美国是大约4个工作者养1个退休者。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期,20-30年后,可能会出现1个工作者养几个退休者的困境。问题在于,原来4个工作者养老的这些钱哪里去了?是谁在摧毁美国老百姓的生存根基?还有,到时候谁来养活美国?

一个政府的政治信义,不仅是惠及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而且是属于这个国家所有人的。政府信用掺水无疑在经济上是大资本财团对国家财政基础私有化,而在政治上则是对这个国家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欺诈、绑架和背叛。

 

2016年大选——从民主政治滑向民粹政治

 

2016年的美国大选终于在一片喧嚣中尘埃落定。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认为自己的“民主政治”具有至高无上的道义价值和可复制性。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犹如四年一集的有关美国政坛的历史电视连续剧,被美国华尔街和政府作为政治橱窗和民主样板,“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宣传与推介。虽然美国历届选举中不乏狗斗狗血情节,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狗斗狗血情节却成功地点燃了美国社会民粹情绪的火山,曾经的“民主政治”样板的丑陋,让全世界瞠目。

1、虚伪丑陋的政客竞选秀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须具备一些必要条件,比如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选出来进入议会和升任内阁职务的人,应有足够优秀的水平;再如民主自制、即自我克制,要做到这一点,选民和议会须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有相当高度。而如今放眼欧美,真正具备这类条件的国家并不多,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却俯拾皆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或许是这种说法的最好注释。

一个社会如果在社会心理上缺乏长期沉淀和稳固,并且因为社会大众的生存转向恶化甚至陷入困境,那么“莫衷一是、互不妥协、随意各行其是、放任自流和不负责任”等等民粹主义特征开始凸显和张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同样会滑向民粹政治。

作为政治民粹化的第一个佐证,就是作为全球民主政治典范的美国大选,陷入了两只烂苹果的PK。从民调来看,这次大选的两大候选人,虽然支持率都有四成多,但“不支持率”却都过半,创下30年来的新高,因此不少选民觉得是被迫在两颗烂苹果之间做选择。国家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同样陷入了比谁更不烂的怪圈。正如俄国媒体的评论所言,“美国民主成了负面甄选机制:好的被淘汰了,坏的被留下来。”

真诚的政治是利济天下的大政治。政治因为其公共性而代表着社会大义和公信力,至少在一个社会的层面上应该具有服务于大众的基本特征。而政客们的政治是私利和私欲被道义包装的政治,其伪善性与生俱来。民主政治本来应该解决民众当前迫切关注的问题,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纠缠于政治精英们的口水战以及他们吹出的各种泡沫。

美国总统大选不仅退化为为选举而选举的无聊游戏;而且更是沦为一场审丑、互撕、找刺激的综艺秀;参加总统选举最终辩论的人并不关心选民民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如何有效地用丑闻将对方击倒,同时又设法避开对手的还击;街头撒泼对骂、无下限的狗血情节只是用民主政治的漂亮包装纸裹了一下,就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候选人作为美国政治在当今时代的标杆人物,其道德水平已经严重地掉到了裤腰带以下。当然这在美国的历届总统选举中并非孤例;1828年的美国大选被称为史上“最下流的大选”,候选人杰克逊与小亚当斯各自攻击对方为沙皇“拉皮条”和通奸。

最有理由和责任维护美国政治信义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三亿美国人所应该具备的审慎和严肃态度荡然无存,却在肆意地践踏这种政治信誉和道义本身。三亿美国人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主人,而是集体被侮辱的观众;美国政治的公信力由此一落千丈。

2、社会撕裂和散沙化

作为政治民粹化的第二个佐证,就是随着大选的进行,美国社会撕裂进程凸显和社会散沙化的趋势加速加深。

首先,美国政党政治出现碎片化。美国驴象两党在不同政治议题上是非常分裂的,两党内部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不同程度的分化。在初选、竞选造势和大选辩论中,特朗普的很多言行都被认为是在铤而走险地煽动民意,做法因此为知识精英们所不齿,许多共和党内高层在选举进程的不同阶段纷纷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在7月的共和党党代会上,虽然特朗普以唯一参选人的身份获得了1237票的足够票数而被选为共和党候选人,但在共和党内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仍有721票投给了特朗普之外的名字,数量为40年来最高;《纽约时报》曾经整理了一份名单,从特朗普宣布参选的过程中,有超过160名共和党领袖人物宣称拒绝支持特朗普。

在希拉里被选为候选人之前,民主党内在民粹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分歧。有调查显示,大部分桑德斯的支持者不会把票投给希拉里;希拉里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上与奥巴马背道而驰也是一个显著的分歧。

1856年以来这种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党内、党间都斗得不可开交的状态很少出现。如今的美国政治体制正陷入一个怪圈:两党传统政策主张式微,转而靠攻击对方来“得分”;党派争斗导致行政低效,行政低效反过来继续削弱两党的选举基础。

其次,社会撕裂进程持续和社会散沙化。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和易发期,不仅原本在金融危机之前比较固化的结构里面能够有效表达成两党意愿的那些利益结点又出现了分化;而且曾经潜藏在经济繁荣背景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开始水落石出。

美国在美式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美国不仅是主导者,也是主要受益者。两党政治纲领和施政理念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越来越多选民的“焦虑”脱节,产生政治的结构性问题。金融危机8年后,许多底层白人感到自己成为“白色垃圾”。黑人则不满美国的种族主义。贫富悬殊、失业率高涨等问题,加剧社会分裂。美国社会枪支泛滥的局面固然有军工利益集团作为推手,但是不可否认潜伏于美国大众之中的与邻为壑和相互戒备心理的根深蒂固;一个具有相互高度信任、具有基本人类价值和道德底线的社会,是不需要人人持枪自卫的!美国精英阶层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多数美国公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选民的怒火在意料之中。

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的“拼盘萨拉”国家,其社会族群心理和文化背景各异,这种社会的形成与其说是某种社会价值观的统御与融合,不如说是因为各个不同族群与人群因为利益上的妥协接近而捏合拼凑在一起。往届大选中的一些分歧在选举之后可能会很自然地弥合,因为相信制度是好的,运转起来也会很顺利,美国民主政治或许起到了这种作用。而如今,共和党、民主党内和两党之间的对立都很明显,以至于会出现民主的黏合作用失效的情况。当维系这个社会的的利益基础——比如从海外掠夺会大量财富并在国内分配,美国人因此过上了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富裕的生活——消失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种种对这个社会的笃信,也就轰然倒塌。

在本届大选中,“圈外人”特朗普力克共和党众多精英杀出重围,而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预选中对资历深厚的希拉里发起挑战;越来越多的选民都开始反对反抗他们眼中腐败、自私的建制派,希望展开彻底的洗牌,从而把政治话语权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中夺回来。这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也成为特朗普之所以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反对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强势的原因。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超越了传统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社会性的政治竞选乱战局面。

民粹主义是社会融合的天敌。对于底层百姓而言,迷茫与失落、尝试改变和屡经挫折、绝望愤怒和需要发泄等等,都是北美这个移民群体社会的裂解剂而非粘合剂。

3、对民主政治的政治信任危机

作为政治民粹化的第三个佐证,就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信任危机向国内外蔓延。

许多失望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已腐化,部分政府机构也已失能。本届选举中凸显的金钱政治、利益集团问题遭到美国民众的痛恨。《华尔街日报》10月24日报道,20多名亿万富翁在2016年大选中为两党候选人捐款8800万美元,其中,希拉里是最大受益者,19名亿万富翁为其捐款7000万美元;有4人为特朗普捐款1800万美元。两人得到的全部竞选捐款分别为1.55亿和5000万美元。几乎每一次美国大选都要算一笔账,四年一次的“砸钱”比赛一次比一次昂贵。据美国财经媒体《商业内幕》报道,今年大选的总开支保守估计已达66亿美元(包括候选人、政党、外围团体的花费),将再次刷新纪录。2012年大选总耗费也超过60亿美元。

政治绝望尽管同样发生于其他衰退时期,但对美国社会的浸润却从未如此深广。宾州一家金融公司的投资组合高级经理朱厄尔·马修森对记者说:“现在的候选人是出钱购买通往白宫的道路。这不是民主,而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游戏。这使我非常难过。”宾州伊斯顿市黑人居民威廉·塔克说:“国家被富有者所控制,我们在这个体制中没有多少分量。”8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两位候选人的表现让他们“感到厌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40%的受访民众“对美式民主丧失了信心”。另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美国价值观调查显示,超六成人认为两党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见。选民对选举过程信任度也在下降,只有43%的人认为投票被准确统计,五分之一对计票过程缺乏信心。

如今,父母们看不到孩子有更好的未来,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在西方世界发生过。美国人像欧洲人一样,知道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不太可能会被未来当选的总统所满足。所有人在梦想被剥夺时都会作出愤怒的反应。只要财富仍由1%的人以牺牲其余99%的人的方式进行分配,他们就不会重拾希望。民众手中的选票看上去继续得到尊重,但他们除了选举,在政治决策、监督和管理等其他方面却没有选票可以用来行使权利。西方的民主越来越成为精英的游戏,政治代表性原则在继续退步,公民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衰减。

美国总统大选在向人们展现着民主的某种可能性:要么是精英集团的统治工具,要么为政治精英们推卸责任提供“合法”的借口;但它唯一没能展现的是手握选票的民众可以并且能够成为民主的主人。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当选,当选人的合法性必定因此动摇。美国人现在都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指引,但是他们发现除了保持现状,别无选择。他们丧失了“希望”,这是真正的问题。

西方认为自己的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道义价值和可复制性,世人已经很难理解并带有深深的疑问:美国领导人不惜任何花费和代价,纠缠不休地竭力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美国人自己都越来越拒绝的制度怎么会适合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公民……?“我们以为卡扎菲死后,国家会变成迪拜,没想到成了索马里。”这是西方推动利比亚选择自由民主道路5年后利比亚家喻户晓的一句话。俄罗斯一度选择了西方推荐给他们的“民主”,但是他们没有迎来繁荣与善政,也没有因此而成为西方的伙伴,反而日渐衰弱,直至现在仍然被西方视为异类。伊拉克战争曾让全球对美国的看法急转直下,只是在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才暂时得到了恢复,而后来奥巴马对从阿富汗撤军的许诺食言而肥和阿富汗战乱的遥遥无期,更是给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响亮的耳光。

28岁的埃尔维斯·巴尼安基耶是正在法国留学的布隆迪人。他曾希望美国人可以加大向布隆迪政府施压,使之停止侵犯人权。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底线被一次次突破,他的期望也随之跌落。他说:“美国曾是如何举行选举的样板。我们过去常在大选辩论中看到宽容。我们正在失去对这个样板的信心。”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的民众以血和泪正在倾诉着他们的答案。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依然傲慢的目光中,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探索。德国《明镜》周刊表示,特朗普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35年来,美国自由民主的基础正在“系统地被摧毁”。世界各地的政治分析人士称,他们以前从未见过总统大选对美国的“核心声誉”造成过如此严重的直接损害。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四年一度向世界展示民主如何在地球上最强大国家运转的机会——已经变成了有关让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和希望灯塔的国家苦恼的种种现象的示范课。

连美国官员都表示,美国的政治水准在此次选举中已丧失殆尽,甚至到了让人感到羞愧的程度。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选举“影响美国形象”和“令人尴尬”。曾在布什政府时代担任国务次卿的伯恩斯说:“我认为这次大选影响了别人看待美国的方式。他们没料到美国是这样。我们之前是观察其他国家选举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想,美国可能不是真的那麽与众不同。”在美国总统投票前七十二小时,纽约时报以《别提候选人付出的代价了,美国为这次选战的付出更惨》刊出专论,指出2016年大选,是美国政治制度遭举世鄙夷讥讽最严重的一次。

2016年大选,不仅是美国民主政治在全球的示范作用的终结,同样也是美国政治道德样板作用的终止。

 

美国国际政治信义的坍塌:从世界警察到全球麻烦制造者

 

人始终是社会的动物,不受他人和同类的威胁也是每个人、每个人群和每个组织的生存要件,这也是社会政治的基本目标。国与国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基本类同。国际政治秩序也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和成员的人类关系结构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稳定基础在于不同国家的人民在精神和感知上的相互接受和共同维系这种国家主体间的关系。信义对个人而言不可或缺,对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同样如此。

1、帝国崩溃的历史活剧何以重演?

十九世纪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最为鼎盛的时期却清醒地预见到拿破仑秩序的不可能成功及最终失败。他说道,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梅特涅比拿破仑更清醒地认识到,地缘秩序的稳定,不仅仅在于实力,更在于赖以信任的原则。

历史似乎在重演拿破仑和法兰西帝国的旧剧,这一幕如今正发生于美利坚敌国身上。入侵伊拉克杀死萨达姆,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与美国为敌是危险的;消灭卡扎菲搞乱利比亚,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对美国的善意中立无异于灾难;推翻美国30年来最亲密盟友穆巴拉克,则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依靠美国甚至结盟都是致命的。

美国与盟友分崩离析的例子也多不胜数。近年与美国渐行渐远又或不在一个节奏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上铁杆盟友英国,加拿大等加入亚投行,大大削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体系的重要性,影响深远;欧盟也与美国公开矛盾,互罚对方企业,双方二战后建立的互信因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互相推诿而大幅减少;更具地缘政治影响的是美国几乎丧失了中东长期盟友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信任,土耳其更几乎与美国翻脸;政治上军事上的亚太盟友泰国,菲律宾日益倾向中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虽然负面影响尚在发展和发酵之中,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昔日拿破仑帝国的翻版。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关系准则。特别是在国家关系上创立和确认了确立了国际法中缔约国对条约必须遵守、违约国应被视为对和平的破坏者、其他缔约国对违约国可以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立信的起源。也正是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和稳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拿破仑帝国瓦解,欧洲国家组建反法同盟并先后七次发动反法战争,以制裁法国的背信弃义。

2、美国沦为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背信弃义者

虽然二战后的美国因为具有压倒优势的政治经济实力,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和拥有霸权的利益,但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共同确立的,成为二战后世界和平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宗旨和相应的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法文件,也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信义准则,得到联合国家成员国的认可与承诺。这个国际架构主要包括联合国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同样也是美国霸权赖以运行的政治基础之一。

因为美国霸权政治思维的形成和永霸世界的野心的凸显,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原则被美国作为约束世界其他国家的工具,这也是美国自行充任“世界警察”角色的开始。不过美国在是否遵守这些国际准则的问题上,则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为指针,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与遵守这些原则和准则不冲突,美国则遵守之;如果遵守这些原则和准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战略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就认为自己应该甩开这些条约束缚而自行其是,对白纸黑字的国际法的签署和承诺食言而肥,罔顾国际政治信义。这也是所谓“美国例外”原则的由来。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有三个基石——联合国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为美国自持的“美国例外”原则的缘故,实际上这三个基石多次被美国的国家行为所撬动和冲击。

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美国还是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和主要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回顾二战后的绝大多数地区战争,要么是美国挑起的,要么就和美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美国违背了自己白纸黑字签署的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操纵联合国将五大国机制组成之一的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组织之外,实际上在削弱联合国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世纪之交美国主导的北约对南联盟军事打击,刻意绕开了联合国体制。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但是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和挑衅联合国权威的典型例子。美国在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践踏的同时,也在践踏自己的国际政治信义。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确立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制。但是这个以美元为中心货币霸权体制在短短的20多年中,不得不以美国宣布美元与换进脱钩而被美国强行终结。如果说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上既赖账又整人的第一次背信弃义和显示流氓无赖嘴脸的话,那么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约翰·康诺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则把这种世界流氓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约翰·康诺利的这句臭名昭著的所谓名言是与美元浮动汇率制为主要特征的牙买加体系的诞生如影随形的,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不负责任”,对世界其他国家罔顾信义和肆意伤害。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1994年被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同样是美国主导的,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国际法文件同样被美国签署和予以承诺;而对这个组织的原则的破坏,也是肇始于美国。如果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对欧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应对,美国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新世纪后TPP和TIPP的推进企图,不仅意味着美国对世贸组织原则的背离,而且也引发了其它区域性贸易组织的成立浪潮。这同样是美国自行践踏自己的承诺并食言而肥的又一个表证。

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摧毁者,首先在摧毁自己的国际政治信义,其次才是摧毁自己一手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之所以这么干,固然是因为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及其相应的利益,但是事与愿违,随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体制的消解,美国的世界霸权同样处于崩溃之中。

3、“巧实力”运用和全球麻烦制造者

“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巧实力”这一概念由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系统地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的;建议美国通过“巧实力”的正确运用,构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的框架,以期“延长和保持美国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聪明的大国”。美国的巧实力,主要依靠媒体操控,收买带路党,然后煽动动荡;也就是以“硬实力”为后盾,通过欺骗诱骗,与软实力巧妙结合使用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东西。

因为巧实力的运用,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实践也就出现新的变化。简言之就是美国再次祭出了左手制造问题、右手解决问题的的套路,这种套路类似于流氓恶霸团伙收保护费的模式——美国刻意制造麻烦和挑起纷争,之后逼迫相关国家与美国“合作”,并“邀请”美国来“协助”解决;美国裹挟着当事国的利益,与当事国谈斤两讲价钱;由此展现美国的实际领导力。201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海外版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变身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就是拿中国领土和国家安全作为筹码,逼迫中国在其他方面上对美让步。还有诸如美国用希腊债务问题、金融实力优势制造欧债危机针对欧盟、用支持“9.11”恐怖袭击问题针对沙特阿拉伯、用萨德系统入韩问题针对韩中俄三国、操纵颜色革命针对埃及等等,都是美国的所谓巧实力运用的典型例子。

美国之所以沦为全球麻烦制造者,也是与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上的无奈被动处境息息相关的。奥巴马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和巧实力运用,实际演化成了对中国、欧洲和国力再度有所恢复的俄罗斯的集体遏制战略。欧债危机、重返亚太和北约东扩的轮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欧亚大陆的三极力量的合纵倾向;在逐步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实际上在挑战几乎所有的大国势力。美国自然也就落了围绕欧亚大陆周边上演骚扰的闹剧的下乘,反而坐实了“全球麻烦制造者”的恶冠,美国从“世界警察”向“全球麻烦制造者”的华丽变身,折射的是美国霸权逐步衰落后的一种“美国不好过,大家谁也别想好过”的破落户心态。

4、信义丧失所导致的无形政治孤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美国前总统林肯说过,“可以欺骗一个人于长久,欺骗众人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欺骗众人于长久。”美国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无可非议,但是罔顾国际信义而碾压其他国家的利益,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疏远、警惕乃至抵制。

2016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又一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敦促美国解除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美国在连续24年就此投反对票之后,在26日的表决中投下了弃权票;从而使这一决议草案以193票赞成、2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在投票前的解释性发言中称美国将首次对这项决议投弃权票时,联大会议厅全场响起掌声。她还说,美国五十多年来奉行孤立古巴的政策,不但没能孤立古巴,反而在联合国孤立了美国自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发言中称,希望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古巴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这符合美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在敦促美国回归国际信义。

10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为何中东知道不能信任美国》一文,指出美国在中东作战时,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即征召当地部队作为代理人,然后在遇到麻烦或地区政治因素干扰进来时抛弃他们。这种“勾引和抛弃”模式是美国在中东不受信任的原因之一。文章称,中东民众已汲取教训,对美国的承诺态度谨慎。伊拉克一名基督教领袖最近拒绝了在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后美国再次提供帮助的建议;这位领袖说:“你们会离开,这就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在人类政治的大义上,人心向背是立国的基础。国家行为无论如何必须是堂堂正正的阳谋,谲而不正的阴谋和耍流氓无赖是毫无出路的。美国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不能融合美国社会,而且越来越不能取信、联通和融合世界。作为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美国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积累是缺乏足够沉淀的,美国如今变身“全球麻烦制造者”,在政治上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美利坚因为人心所向和占据人类和平大义,在二战过程中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而因为信义坍塌和人心背离,也必然在后续的全球进程中迅速成为历史的弃儿。

 

信义坍塌的美国何去何从?

 

美国的信义坍塌和政治衰败同样是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侧面或者组成部分,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助推器。我国战国时期的先贤荀子对国家政治信义的精辟见解,或许能够拿来对美国政治现状做一个印证。

荀子曰: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意思是: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 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虽然美国朝野都在寻求改变,但是从官方到民间的思路仍然局限于策略调整的层面。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载了迪米特里•西梅斯等的撰文,文章指出,无论是谁赢得11月的大选,他/她将面对的都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只有制定一套规划严谨、目标精准的战略,美国才能保住全球领导地位并扩展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些人盯上的的东西,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却忽略了国家内外政策策略运用的前提,就是这些策略只能在一个信义建构稳固和基于互信的合作环境中运用,才能够有所成效。否则,再精心运筹设计的策略,也是对牛弹琴。

商鞅徙木立信是战国时期发生在秦国的一个事件。当时商鞅欲发布新法令,恐民众不信任,就立了一根木头在城墙南门,贴出告示;如有人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众人不信。直到将赏金提升至五十金,才有一壮士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如约赏给了他五十金。这就是史称的“鞅徙木立信”。商鞅以徙木立信不仅挽回了秦国在其百姓中的政治信义和信任,也是变法施政走向成功的起点。

美国历届政府视国家政治信义如敝履,执政者对选民的屡屡失信和食言而肥,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肆意欺诈和背信弃义,对本国民众和其他国家的伤害一而再,再而三,问题早就积重难返。美国的政治现状之所以如此,也是和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在资本控制国家并且操纵美国政治运行的前提下,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也就逐步地被资本所秉持的商业价值观所浸润、染透并且最终改性置换,从而其国家和政府行为也就体现出唯利是图的特征。

控制美国的大资本集团也就是大商人集团,在这么一群人的价值观构成中,念及苍生和利济天下的观念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留存其中的只是贪婪无度和向社会掠取、从他人手中剥夺。简言之,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也就是资本强奸美国政治的产物,美国政治也就自然成为社会中1%的人游戏,与另外99%的人无关。因此美国政客和执政者也就茫然不知“信义”为何,只能在策略调整的窠臼中兜兜转转了。

商鞅为了挽回秦国的政治信义付出了五十金,五十金对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勇士的简单劳动而言,似乎昂贵得不可思议;而对于国家信义的复建而言,却又是那么地微不足道。倘若美国政府想挽回在国内外的政治信义的话,是否肯摒弃欺诈的恶习恶行而付诸诚实的行动,并且准备付出必要的代价呢?还有,如果这个代价过大,美国是否准备了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颠覆大商人们控制的体制,并且舍利取义和回归政治的本源呢?事关美国的生死,美国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宜审慎

 

在我国当今的对美政策的讨论中,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声依然高企。在政策愿望和激情的背后,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保持审慎态度,和美国这种国家打交道,要多留个心眼。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在政治信义上堪疑的国家,在中美的交往中,美国也有了很多次出尔反尔和食言而肥的前科。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而美国人说话又有多少算数的?

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上,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国家之间相处,只有双方都具有热情和动力,才能积极向前。而自从我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以来,美国政府不是接受,而是以施压、漫天要价和挑衅作为回应。

再次,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显著的战略现实,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必然地从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从而推动我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在美国不肯放弃世界霸权的前提下,如今的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源产地和海洋运输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中。因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中美战略矛盾必然凸显,这一点被双方所意识到。

又次,国家关系始终是对等的,美国和我国的国家关系不再是一种领导和屈从的关系,单纯的利益退让满足不了美国的战略胃口,以利输诚,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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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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