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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苏联的“抗战神剧”是怎样推动苏联解体

鹿野:苏联的“抗战神剧”是怎样推动苏联解体的?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苏联又不像中国那样经历了抗日战争,难道也有“抗战神剧”吗?当然没有,但是,在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候,苏联涌现出了一大批类似于中国“抗战神剧”的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其中有一些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在这里想简单的就这样的一批类似于中国“抗战神剧”的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做一评析。

这一类卫国战争文学作品数量非常庞大,主要有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五卷本巨著《围困》,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热的雪》,柯热夫尼科夫的中篇小说《特别分队》和《彼得•亚里宾金》两部曲,普罗斯库林的长篇小说《命运》,贝科夫的中篇小说《方尖碑》和《活到黎明》等等。这些小说的作者们各自的倾向不完全相同,但是还是有明显的共同特点的,概括起来说,它们主要有三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是“非斯大林化”。例如,西蒙诺夫三部曲的主人公谢尔皮林是斯大林时代肃反的受害者,另一位重要人物辛佐夫则因为丢失了党政而长期受不受信任。这些内容显然是以反对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体制为中心的。更突出的是小说中关于斯大林的描述。如《军人不是天生的》当中谢尔皮林会见斯大林时,便突出表现了斯大林的冷酷无情与主人公的失望。特别是《生者与死者》当中公然宣称,之所以卫国战争初期遭到失利,“完全是因为我们国家在1937-1938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事儿”。其实,卫国战争初期巨大损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像希特勒占领了欧洲的广大领土,又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关于大清洗和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争议,甚至卡尔波夫为代表的一批肃反扩大化受害者也认为大清洗对于卫国战争的正面作用要高于负面作用。而西蒙诺夫小说在分析卫国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的原因时,竟然不提希特勒,单纯强调斯大林的责任,显然跟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有巨大的关系。恰科夫斯基的《围困》里边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否定斯大林,即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与朱可夫之间的斗争,几乎每一次争论都是斯大林是错误的,朱可夫是正确的。《围困》通过这种描写方式,实际上论证了赫鲁晓夫“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领导,而是广大官兵顶着斯大林才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荒唐至极的论断。

第二大特点是极力宣传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这些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对于抽象人道主义的宣传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其中又以柯热夫尼科夫的《特别分队》两部曲最为突出。像小说《特别分队》中就写了一个极端仇似苏联红军的德国聋哑姑娘被一个红军战士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最终爱上了这个红军战士,甚至在红军战士死后一下子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其姊妹篇《彼得•亚里宾金》中主人公亚里宾金和战友一起去执行一个抓德军士兵舌头的任务,结果在抓舌头的过程中战友牺牲了,只有他自己活了下来。出于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亚里宾金在越过封锁线的时候不仅自己走在前面去趟地雷,而且还把头盔摘下来保护德国俘虏。如果说这些还没有超出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亚里宾金突破封锁线时身受重伤以后,竟然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用残存的力气把这个极端仇视苏联的法西斯军官放回去,这显然就是用人道主义遮蔽了一切。当然,作者也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就是德军俘虏被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主动地把情报给了苏联,帮助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借亚里宾金之口传达了自己的主张“一切为了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种写法,就有点儿为了突出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而胡说八道的意味了。

第三大特点是,极力为老沙皇歌功颂德,把卫国战争同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混淆起来。这一时期的很多小说中出现了年轻人从沙皇老兵那里吸取经验的做法。例如,被苏联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肯定为1977年的最好作品之一的中篇小说,叶•诺索夫的《乌斯维亚特的戴盔人》里面就有这样一段描写:卫国战争爆发后,乌斯维亚特村里的青壮年全都接到了入伍通知。当晚,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一个孤老头子谢利凡爷爷家里。谢利凡爷爷是个沙皇时代的老兵,曾以勇敢闻名。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青壮年们作了一番鼓励,还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铁十字勋章给他们看,并且说,他的这个勋章不是由于替沙皇卖命,而是由于保卫祖国得来的。“人家说什么我太为沙皇卖力了。沙皇关我屁事!我只是在小旅馆里看到过他的画像。难道我是为了沙皇喊‘乌拉’的?我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一切我们的东西(老头子指指窗外)而努力的。怎么可以把土地让给敌人呢?你只要把敌人放进来,你只要后退,他们就会对你毫不客气,在神圣的祭坛面前也会脱下裤子来大便的……现在他们又在向俄罗斯进攻了,这些恶鬼什么都干得出,不管你是老是小……”“现在轮到你们去喊‘乌拉’了。现在你们去把自己的勋章和奖章喊来吧。”

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卫国战争文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些“新特点”是苏联社会环境与文艺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仅仅以西蒙诺夫与恰科夫斯基这两位影响最大的作家为例谈谈相关情况:

西蒙诺夫大概是俄苏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后一位在诗歌、散文与剧本三大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全方位的天才。其于1915年生于一个沙俄军官家庭,1934年正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是诗歌《白海运河建设者》。其在卫国战争以前的创作以诗歌为主,代表作有关于颂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诗《胜利者》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诗集《真正的人》等。在1939年他又开始了开始了剧本的创作,第一个比较成功的剧本是卫国战争前夕的《我城一少年》。不过,使西蒙诺夫真正迎来创作高潮的还是卫国战争。他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创作了诗歌《等着我吧》、剧本《俄罗斯人》、小说《日日夜夜》和特写集《从黑海到巴伦支海》。像我们语文课本中所选的《蜡烛》也是这一时期的名篇。由于西蒙诺夫突出的艺术才华,其得到了斯大林极大的赏识,在诗歌、散文与剧本三大领域均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斯大林去世以前,其已经成为苏联当时最年轻的经典作家,并且还成为了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和《文学报》的主编。

西蒙诺夫创作方向的变化直接与赫鲁晓夫密切相关。其起初对一手提拔了自己的斯大林也是非常感激的,在斯大林刚刚逝世时其便在自己主编的《文学报》上发表了社论《作家的神圣职责》,表示苏联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和描绘出“永垂不朽的斯大林形象”。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看到以后大发雷霆,表示“苏联不需要死抱着共产主义教条的斯大林分子”,并马上撤了西蒙诺夫的总编职务。这使得西蒙诺夫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也明白了斯大林与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苏联最大的政治不正确,于是他便开始紧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

值得一提的是,《军人不是天生的》当中借一位将军之口宣称斯大林“既是伟大的,又是可怕的”。西蒙诺夫此后多次表示,这也是他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其最后一部作品,在去世前不久口述的回忆录《我们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再次重申了无论是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还是其所谓“可怕的罪行”都不能否认。但实际上,一旦宣称一个领导人犯有“可怕的罪行”,那么他也就不可能称得上伟大了。几乎所有看过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的人都感觉,作品中对于斯大林的描绘完全是负面的,没有任何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这其实也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像勃列日涅夫时代仍然把西蒙诺夫笔下的谢尔皮林视之为正面人物的代表,把这三部曲视之为卫国战争文学的典范。但其实这三部曲不仅政治思想混乱,而且内容也冗长拖沓,几乎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前面我对新世纪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材有很多批评,但是个人认为其关于西蒙诺夫作品的选择还是对的。因为其在斯大林时代写的《蜡烛》的确比苏联文学专家们视之为代表作的三部曲要强很多。不过,语文教材介绍中也犯了错误。《蜡烛》是一部关于卫国战争的短篇小说,而不是什么战地通讯。这在著名作家茅盾翻译它的时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遗憾的是,最新的“部编本”已经把《蜡烛》等所有的苏联文学作品全部删去了,不知是为什么。

恰科夫斯基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共20大以后,恰科夫斯基不赞成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路线。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远方星辰的光辉》,主要写的是一个航空俱乐部的教练扎维亚洛夫寻找战时失散的爱人奥尔加。最后,其得奥尔加已经在一次燃料实验中牺牲,仿佛远方星辰一样消失了。但是在寻找过程中,扎维亚诺夫得知了恋人很多感人事迹,这笔精神财富就好像星辰的光辉一样永远照耀着人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有大量反对当时盛行的抽象人道主义和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等思潮的内容。例如其描写的主人公扎维亚诺夫多次与人争论,不同意以个人良心来取代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更不同意把斯大林时代称之为“个人崇拜时期”。另外,恰科夫斯基长期担任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在两大派的论战中较为倾向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柯切托夫等人的观点。但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其在巨大的压力下创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恰克夫斯基宣称自己长达170万字的五卷本巨著《围困》是要反对歪曲历史,为斯大林时代正名的。但是如前文所述,小说实际把斯大林全盘否定了。另外,这一时期其也支持主编的《文学报》发表批评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的评论文章,宣称这部小说“抹黑了苏联现实”,“夸大了西方渗透的危险性”,等等。

恰科夫斯基的这种变化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批判借粉饰历史抹黑现实和借全盘否定历史抹黑现实这两种错误倾向”旗号下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家压力进一步加大的表现。这种压力使得很大一部分不赞成苏共20大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进一步向主流观点靠拢,为苏联解体扫清了道路。现在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做法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家是有利的,甚至是“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其实这种做法是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家不利而对于反共公知作家有利的。因为文学界的公知们在国内的空间缩小以后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实际影响力并未缩小,而批评苏共二十大的这批坚持社会主义的作家在勃列日涅夫“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旗号下活动空间不断的被压缩。另外,勃列日涅夫时代对于所谓“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是不对等的。我们只要看一下相关的教材与文艺评论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实际上是静悄悄的“非斯大林化”。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反对斯大林的自由派首脑特瓦尔多夫斯基上升成为了一等经典作家,而拥护斯大林的正统派首脑柯切托夫地位却不断下降。因此,总体看勃列日涅夫时代比赫鲁晓夫时代的文艺进一步“公知化”了。

由以上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卫国战争文学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苏联的“卫国战争神作”其实已经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完全可以定性为适应苏共20大以后苏联新社会环境的反共文学。其泛滥很大程度上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改革铺平了道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大多数在主观上是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至少不赞成苏联解体。像文中提到的这些作家除了西蒙诺夫、柯热夫尼科夫等少数早逝以外,诸如恰科夫斯基、邦达列夫、普罗斯库林等人都是激烈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例如,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恰科夫斯基就因为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被解除了《文学报》总编的职务。邦达列夫更是以激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著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恰恰是他们自己作品中的这些倾向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提供了土壤。试想,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转向鼓吹人道主义,否定了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鼓吹沙皇老兵的“保卫祖国”,那么苏联还剩些什么呢!因此,我们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从客观影响上把其定性为反共文学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甚至转向否定卫国战争,诸如文中提到的贝科夫就比较典型。因此,笔者基本赞成社科院张捷《苏联文学的演变与苏联剧变》一文的评价:

赫鲁晓夫搞乱人们思想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到80年代初仍在不断表现出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社会主义文学产生的影响。不少主观上想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家(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由于受赫鲁晓夫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蛊惑,存在着不少糊涂观念,以致在创作上不时出这样那样的偏差。而更为严重的是,文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例如艾特马托夫、巴克拉诺夫、扎雷金、格拉宁、贝科夫等人)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变化,尽管处在他们的地位上口头上不得不讲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是骨子里已成为西方的自由民主观点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俘虏。这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反水”,“改革”后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在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作品虽然打着“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主旋律文学”的旗号,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文学。这些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作家的个人思想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是总体上还是苏联社会环境与文艺政策的变化的产物,是苏联领导集团的“命题作文”。这些“卫国战争神作”中否定斯大林,否定阶级分析鼓吹人道主义,否定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鼓吹沙皇老兵等倾向为苏联解体铺平了道路。

最后附带说一下,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八十周年,势必在此前后又将掀起一个抗日战争影视剧的高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大批关于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总体上或许是爱国的,但是是不是也有和“卫国战争神作”类似的问题呢?存不存在借抗日战争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现象?存不存在借抗日战争来鼓吹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而漠视工农大众的现象?存不存在借抗日战争来拔高国民党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负面影响恐怕是不容低估的。

写于201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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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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