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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中美国”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战略走势

  2016年杭州G20峰会不妨参照环球网2008年11月18日引用的美国学者弗格森(Ferguson)的一段话:“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周六在华盛顿的G20峰会时,更多地会把它与1933年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相比,而不会把它看作是新版布雷顿森林会议。”此次峰会之后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又将有何战略走势?

一、“中美国”的“来龙去脉”

  弗格森在2007年3月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刊文《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认为:“这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中国人出口,美国人进口。中国人放贷,美国人借贷。”这种非均衡的经济关系在杭州G20峰会后会否持续?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早已举世瞩目。

(一)“中美国”概念的提出、争议与修正

  弗格森所谓的“中美国”亦称“中美共同体”或“中华美利坚”(Chimerica或Chinamerica),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密切性,与希腊传说中集狮、羊、蛇于一身的妖怪Chimera(喀迈拉)只差两个英文字母,彷佛暗喻中美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经济关系。弗格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御用写手,其供职的《星期日电讯报》与《金融时报》背后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影。弗格森还是对冲基金GLG的合伙人,其掌门人哥特斯曼(Gottesman)出身高盛财团并得到雷曼兄弟扶持。弗格森与西方金融大鳄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中国金融学界的关注。

  毋庸置疑,“中美国”是“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又一表现形式,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至今仍然不失其适用性;此概念缺乏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与历史的分析深度,忽略中美经济融合的复杂博弈;此概念仅仅关注货币流动/金融与国际贸易维度而忽视全球化生产的非均衡本质,尤其是中国工人与跨国公司的博弈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非中国制造业资本的胜利;此概念掩盖了中美跨国经济融合体中双方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少数权贵的利益或许更接近而与其同胞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关系可能更疏远;此概念将中国作为金融王国的贷方与贸易顺差国家掩盖了中国庞大的社会赤字,以及对工资收入与社会收入的压制、环境的恶化……此概念的道义缺失与社会维度盲点是中国还不够富却要借钱给更富的美国,美国媒体只是觉得有点“疯狂”。

  “中美国”这一概念问世不久就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引燃的国际金融危机,弗格森为了能被媒体继续垂青就要不断修补“中美国”的定义以捍卫其主体框架地位。哪怕前后矛盾,只要掌握话语权,弗格森仍将是国际金融学界的大赢家。他用这个框架为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开出药方,即中国不再“操纵汇率”与人民币升值。弗格森谴责中国作为储蓄者是最主要的问题方,甚至颠倒中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认为中国人脸皮厚、精于算计,借给美国人钱是有预谋的。

  加拿大华裔学者马耀邦历数美国经济模式的衰落与弊端、美国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忽视、美国在政治上分裂中国的行动与中国过度向其开放对中国产业自主的危害,弗格森也承认中国与美国就像一个患上省钱强迫症者与一个习惯大手大脚花钱者的婚姻,吝啬鬼最终会对挥霍鬼彻底失望。中国人非常忌惮美国蓄意导致中国的外汇与美债缩水的“量化宽松”的财政政策(QE)与超发货币政策,因此被迫尝试让国内消费逐步取代出口。弗格森由此联想到20 世纪初的英德对立:美国扮演英国的角色,中国扮演德国的角色。中国发展远洋海军并在非洲开发天然资源就像19世纪末帝国主义抢占殖民地,中国乐于维持与伊朗等反美国家的关系。由此,弗格森越来越认为“中美国”变成了一个怪兽而美国务须尽快灭掉它,《中国日报》则越来越强调“中美国”对中美经济耦合的双赢含义,但世界各地多数英语报刊置之于多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下。西方反华学者突然转而“捧杀”中国,如《风俗通义》所载“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中国金融学界应高度警惕。

  无论常识依据、理论依据、历史依据与现实依据,“中美国”这一概念都站不住脚,伯格斯坦(Bergstein)的“G2”逐步后来居上,强调中美双方不应再纠缠于效率低下的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而应通过更密切的双边合作共度时艰。但“G2”与“中美国”论的危害性大同小异:中美经济全面合龙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对中国造成的损害将是战略性的与致命的,尤其是将严重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使中国严重脱离广大发展中国家而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俄罗斯、日本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反应更是酸溜溜的。这种合龙还会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按弗格森的设计维持这种由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再用赚来的钱去买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则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永远无法实现。

  2016年6月5日弗格森受访《亚洲周刊》时极力推崇基辛格的外交思维而不看好奥巴马“重返亚太”,更不支持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这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选择(choices between devils),很难相信特朗普做了总统不会做一些反中国的事,特别是在关税与中国南海争议议题上。我认为希拉里更具可预测性,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更安全的选择。我认为希拉里不会对中国太咄咄逼人,因为她明白美国有更大的问题在中东与非洲,特别是在东欧。现阶段很难预料她会否调整奥巴马对华策略,有一样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担心希拉里上台会损害中美关系,特朗普将会更差。”“我们要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要找出共同利益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岛屿上。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忠告。”

  截至目前,中国还远没形成那么大的实力与美国并驾齐驱,即使今后有了这种实力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无情地追逐世界霸权,但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分享”其霸权而更愿看到中国重蹈前苏联之覆辙,因此“中美国”与“G2”都是空中楼阁。中国应着力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当前特别是G20)同舟共济,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妄自尊大,而是脚踏实地推进国内建设与国际合作的良性互动。

(二)围绕“中美国”议题的中美博弈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美国“输血”的经济机制、某种程度的依附经济模式与知识界右翼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逐步公开化,炒作“中美国”就是要把这种不等价交换与利益不对称的双边模式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

  凤凰卫视主持人石齐平将“中美国”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天作之合”,美国大量发行国债而成了全球最大债务人,中国则外储急剧增加而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人。美国透支的是未来的债务,中国透支的是“社会成本”。美方逐步发现更多的国债发行有求于中方,而中方的态度无形中对美方构成了一种“勒索”效应;中方发现其持有的巨大美元资产的保值有视于美元的动向,而美方的态度无形中对中方构成了一种“勒索”效应。双方都自以为“受制”于对方,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压倒这种不稳定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人的消费大幅萎缩,中国出口也急剧重挫。于是进入第二阶段:“阴阳失调”。美国学者萨默斯(Somers)倡议美国调整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美元渐进贬值;中国无法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必须找到大幅扩大内需的持久办法。这也是基辛格所谓的中美两国都有必要调整各自的增长模式,然后达到“重新平衡”,这就到了第三个阶段。随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大大减少,中国的邻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直至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此消彼长,21世纪初多数亚洲国家的首要出口市场先后由美国转向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08年中国远销美国的商品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美国社会提供了4.8万亿美元的商品而提供的商品增加值超过3.6万亿美元,中国从本国生产的商品中所得增加值则只有0.24万亿美元,这种贸易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美国迫使中国购买美国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并让人民币升值,将中国耗费资源、牺牲环境与人民收入换取的美元加倍送还美国。

  面对次贷危机的恶性循环,希拉里感叹“中国已是山姆大叔的银行”,其实山姆大叔更想把中国变成一台自动提款机。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2万亿美元的投向攸关美国救市的成败。如果中国拒绝与美国合作,美元急剧贬值与利率急剧飙升将使美国救市计划泡汤,美国有可能失去全球霸权。因此,美国一边向大陆借钱,一边对台湾售武,传递的是一种武力要挟的信号。中国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增持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而迅速跃升为美国第一债权国,但中国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很落后,在国际金融投资领域更落后,在该领域罕有实战上过硬的高级人才,这是导致近年来中国海外融资屡遭重创的根本原因。

  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温家宝宣布“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外汇储备运用与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弗格森认为这是一场中国收购外国资产的运动,尤其是拿不可靠的美元换取铜矿。于是,中国对第三世界搞“新殖民主义”的“中国威胁论”变种被心态酸溜溜的美国人大肆炒作。中国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或黄金替代美元,中国储备里欧元与日元份额的渐增也是两张牌。中国取消资本控制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中美国”将随之瓦解。

  面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右翼政客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矛盾误导为民族与种族矛盾。此后,中国沦落到几乎是乞求美国“采用保护其投资价值的政策”;随着预算赤字不断膨胀,美国沦落到乞求中国继续购买债券,同时承诺不采取扰乱中国经济复苏的措施。美国狂印美元纸币换取中国用牺牲资源、环境、国民健康与福利创造的廉价商品,再迫使中国购买美国金融衍生品,通过美元贬值把美元又收回,既得到中国商品又收回美元货币,中国则是两手空空。

  中国军方鹰派学者乔良认为,当年美国经济的流动性越来越差而救市的资金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之际才印了3300亿美元,说明它也不敢大量印钞让美元洪水泛滥,在全世界面前彻底失去信用而变成废纸,但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很难熬过去。乔良不看好美国,但认为中国还要耐着性子陪美国走一段。无独有偶,《德国之声》2010年3月26日刊出《中美经济共同体难以为继》一文提醒美国,“如果中国真的抛出美国国债,将对美国国家财政与金融市场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在言辞方面降温,回到悄声进行的外交上来。”对美国而言,仅做贸易已不足以保障价值投资,深度参与中国市场箭在弦上……对中国而言,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足以取代消费力巨大、市场没有壁垒的美国,放弃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要实现“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则必须向美国公司购买必需的技术与设备。因此,“中美国”时代远未终结。

  奥巴马的“岩上之屋”经济复兴战略试图将其经济大厦的基础从金融的“流沙”变为实业的“岩石”,但经济“解杠杆”的周期至少要十年才能有效清除“债务堰塞湖”带来的资产灾害,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预示着未来超过十年的消费萎缩周期,生产率新的革命同样要靠长期的技术积累。综合考虑上述三大周期,中国学者宋鸿兵认为美国下一轮繁荣周期至少要到2024年达到新的拐点之后,此前将是美国经济“失去的十年”,也将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最佳时间段。此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迅速恶化,而和平崛起就像发射火箭,错过发射的最佳“时间窗口”则只能坐等21世纪下半叶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历史留给中国崛起的时间并不多,如果不能趁美国实力下滑的近十年之内迅速实现经济起飞而摆脱“西方引力”,则2025年之后中国将再度沦落到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轨道。

(三)从“中美国”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国”倡议被婉拒后美国转而“重返亚太”围堵中国,但双方相互防范与相互合作的因素都有,彼此在持续猜测对方有否战略恶意的同时又被合作的现实好处推向各领域更密切的合作。中美经济关系的困境在于,两国之间的相互猜忌是战略层次的、根本性的,而合作的动力是现实层次的、具体的。

  2012年习近平访美期间首次倡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拉里随之提出“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中美经济关系,奥巴马也表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繁荣相辅相成。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习近平提出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主要体现在“平等、互利与对实力的认可”,习近平会见雅各布•卢时强调“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压舱石”堪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的最佳答案:作为全球经济的领航者,顺应新技术之手、经济之手对大国关系的改变,中美两国只有“和衷共济、共谋发展”一条路,不让摩擦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相比之下,“中美国”强调由中国与美国共同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将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事务统统攥到中美两国手中,势必造成中国与美国携手称霸世界的假象,徒增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疑虑乃至恐惧。

  中国学者阎学通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战略伙伴”的政策加剧双边关系的波动对两国都不利。认为增强相互理解或修正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不符合史实,双方有必要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的利益基础上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赢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由中国提出且有足够的诚意,所以其成败在战略选择上取决于美国,其次还要看中国自身的实力、智慧与勇气。只有通过二者良性互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实现。

  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要更多的培育与维护。其中,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有资格强有力地影响两国关系,并在中美两国之间爆发具体危机时发挥稳定局势的决定性作用。军事摩擦不足以影响两国对未来的展望,双方要有起码的乐观预期:这个世界终将越来越繁荣。

二、中国经济的依附论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兴起于拉美,是否也适用于“中美国”这一概念?

(一)依附论对中美关系的适用性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兴起的背景是冷战初期拉美“现代化战略”受挫,而冷战后期的“东亚经济奇迹”对此提出了挑战。为此,多斯桑多斯(Todos Santos)的改良依附论批评弗兰克(Frank)的激进依附论,反对欠发达国家回归闭关锁国的“脱钩论”。弗兰克的回应是,生产当然首先是在内部展开的,而交换涉及外部关系,对内外两个方面都要关注,但无论探讨生产关系还是秉赋问题最终都要落到外部关系上。可见,激进依附论在“中美国”这一概念仍不过时,但以人民币国际化为起点,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脱钩”将是渐进、局部的。

  美国用本国超发的美元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再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美元在中国“旅游”一圈后又回去了。中国持有的股票债券这类虚拟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互分离,购买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实际上购买的是当事人的承诺与信用,是建立在这种承诺与信用基础上的一种价值符号与价值预期而毫无内在价值。这种承诺与信用在国内靠政府来保证,而国家之间的这种承诺与信用没有任何保证,变现之前持有这些虚拟资产与没有资产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种“殖民经济循环圈”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变现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甚至还要继续去买,因为中国老百姓收入低,买不起那么多本国商品,只能卖给美国换取美元,而美元放在手里又会贬值,于是只能购买美国的各种金融衍生品。

  面对“中美国”里穷人借钱给富人的扭曲模式,传统依附论的解释力显然不够,但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及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仍有其特殊意义。依附论对中国经济的适用范围是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附(如外贸依存度与产品的国际定价权),对国际资本的依附,以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的依附。如同庄园是庄园主的庄园,而不是奴隶的庄园,庄园主能享受奴隶房内的物品,奴隶却不能染指庄园主房内的财富,此即“中美国”的基本性质与钢铁规则。

  中国在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把大量的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投到美国的房利美、房地美与黑石等债券,而且多数投入血本无归,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爆发后,中国顾不上救助国内劳苦大众,却要大把大把地把钱砸向美国,难怪乔良嗟叹“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用于换取外汇的这一部分劳动实际是完全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做义务工,到现在仍被绑在美国的“殖民经济循环圈”上,这是中国不得不忍受的一种无奈。现在中国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恢复经济活力,购买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是因为中国早已被美国绑架了。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理论上导致新自由主义偏差,实践上导致某种“依附”经济倾向,直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但中国仍有右翼学者扬言“越开放越安全”,这种广遭诟病的“美国式思维”说到底也是一种“依附”性思维。“依附”必然导致自主权被侵蚀,到一定程度就会丧失自主权。改革开放导致的中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让双方从中获益逐步失衡,直至超出中国经济的承受力。比如,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美国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地借给美国,不仅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而且连美国前财长保尔森(Paulsen)也承认诱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损人而不利己在中国逐步激起民愤与高层对中国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安全焦虑,客观上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不符合费希尔(Fisher)关于结构性依附的判断,却存在技术与金融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问题。中国发展经济须谨防重蹈拉美经济自由化之覆辙,但也不能转向弗兰克等激进依附论的与西方国家脱钩的封闭道路。开放容易陷入依附,而封闭又不能实现发展,中国要通过权衡利弊找到平衡点。新兴的“依附发展论”促进了这一领域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沃勒斯坦也认为少数“半边缘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传统依附论无法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但中国为其提供了新的经验。应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经济的战略走势。

  如今的国际经济格局不仅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一些非西方国家借助自身的天然优势(如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也能制约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南北关系的“双向依附”将日益显著,强调非西方对西方国家“单向依附”的经典依附论也将由此而迎来“新生”。现在的中国仍然处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谓的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区”,因此不仅要洞悉“中美国”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要分析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二者结合起来谋划针对经济发展在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不平衡的对策。

  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信息与管理体制随着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形成“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国则通过“海外关系”引进外资与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与“三资企业”,应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其发展经验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历史与未来。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离不开西方国家的企业、资金与设备的引进,但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的不同利益群体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这些都要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与实地调查才能回答,因此也是“依附发展论”的用武之地。

(二)“和平依附”大于“相互依赖”

  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是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有被“开除球藉”的危险,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和平依附”一开始就大于“相互依赖”。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次贷危机过后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一方。美国这艘大船的沉没将把旁边的船都拖入海底,改革开放的中国也难幸免。美国的确被金融危机削弱了,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发达国家有实力与野心替代美国,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受青睐的货币。相比之下,美国则能找到替代中国的经济伙伴,比如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概而论之,“中美国”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

  弗格森则在2012年胡锦涛访美前夕指出,美国不可能突然对内创造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因为中国的人均GDP很低就说中国更脆弱并无说服力。现实是美国政府没有动手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更没有任何战略化解自身的财政问题,至今美国用的还是十年前的东西。面对次贷危机,美国急需筹措大笔资金以恢复经济活力,盯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钱袋子”完全在情理之中。美国发行那么多债券,如果中国不去收购,当今世界上还有谁有那么多钱去买?这也是一旦中国减持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则华尔街乃至整个美国就会很紧张的原因所在。

  英国BBC电视台2008年改编自弗格森同名作品的纪录片《金钱崛起》之六“中美共同体”称,“两个国家(中美)是窜在一根绳子上的两个大蚂蚱,谁也离不开谁了。”美国学者卡拉贝尔(Karabell)的《超级融合》(Superfusion)一书认为,“美国不仅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中国不仅是美国的资金提供者,也是很多美国公司寻求新增长的重要市场”,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相互联系已经如此紧密,不可能在没有伤害的情况下离开彼此。”由此看来,“中美国”里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谁更依赖谁也许很难一言以蔽之。

  不过,弗格森炮制的“中美国”无非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不是与中国分享经济权力,其底气说到底还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两国之间在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也存在不同的利益与目标,加上各自拥有的关系与责任,这一切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可能形成一个不分伯仲的平等共同体。

  根据常识,从来是富人借钱给穷人,为什么还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不得不把钱借给比自己富裕20多倍的美国人?再者,刚刚起步、发展速度很快的中国经济更需招商引资,为什么反而被迫要给增长速度慢得多的美国经济输血?

  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是超前消费造成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导火索是布什政府企图以新殖民主义原则对世界实行帝国式统治,犯了自古以来帝国战线拉得过长而力不可支的大忌。美国的“世界帝国”野心投射到国内民众心中,就是盲目地以为好日子永远在前面,即使负债累累也敢期望“财产”永远升值,以写在纸上的“财产”为抵押大肆借贷消费而催生次贷泡沫。这种泡沫破灭时,上述“财产”不仅变为虚值,而且成了债务。奥巴马一上台就通过刺激经济计划而急需大量“烧钱”收购由房贷构成的证券,主要渠道是借贷。美国政府素有偿还信誉,而且国债保险利率很低,政府能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借到钱,自然也能往经济中注入大量资金。中国的重要性也是在这里显示出来的,因此希拉里首次访华就向中国大肆推销美国债券。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国,中国买不买美国的国债足以决定美国借贷要花多少钱。中国不买美国则只能提高利息找买主而加重其债务负担,利息高了美国就不敢也不能多借贷了,刺激经济的资源就会随之锐减。

  中国的钱曾主要来自外贸盈余,但作为出口主力的制造业成本便宜,其秘诀是劳动力价格低。这意味着百姓收入少而购买力不足,承受不了昂贵的外国产品。便宜货在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抑制了进口,其背后是短期的竞争力与长期的危机。中国货便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省去了许多起码的“社会开支”,如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福利,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优势是通过省下11%-24%的“社会开支”实现的。省下这么大比例的“社会开支”终将诱发深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教育经费的压缩在未来是要“付息”的。中国将迅速迈过老龄化门槛,年轻劳动力必须生产较高的人均剩余才能分出钱来抚养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起码的社会保障体制(如退休金、老年医疗)务须尽快建立以让老龄人口无后顾之忧。但中国教育经费长期短缺,许多未来肩负着抚养庞大老龄人口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无法成长为有高附加值的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也不足以应付老龄化危机。中国大量克扣“社会开支”而开足马力抓生产积累高额外汇,就像偷工减料的承包商总能赚钱一样,其代价是长期的风险与损失。

  那么中美两国在“中美国”里究竟哪个受益更大或受损更大?希拉里曾声称美国与中国“同舟共济”,但美国为祸而殃及中国,中国首先要自保,与美国何来“共济”可言?“同舟”则更离谱,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难怪美国人戏称“保尔森兼任中美两国财长”。美国最担心中国再出个毛泽东与俄罗斯等大国结成反美联盟,“中美国”构想就是要一箭双雕。而且,如果“中美国”能实现中国制造业资本的胜利,“中国制造”普及则意味着中国应得到的收益更多,但事实是中国在整个经济价值生产链上只占了其下游的很小一部分,很多技术含量高的部分是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组装起来,再从中国出口到美国,而且很多是美国企业外包到中国的。

  奥巴马扬言“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没有哪个霸权会轻易将自己的地位、权利、荣耀与责任与其他国家分享,何况中国截至目前也没有多少资本与美国讨价还价?弄得不好,地位、权利与荣耀没到手,责任倒要负担一大堆。

(三)新依附论的新殖民主义模式

  中国向非洲转移过剩产能被西方国家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其实西方国家在非洲搞的才是新殖民主义。同理,新殖民主义模式也适用于处在世界经济“中心区”的美国与处在世界经济“半边缘区”的中国的经济关系。二战后西方殖民者企图继续控制前殖民地以维持其依附性,新殖民主义的垄断资本的本质仍是要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市场、原料与投资场所。新殖民主义是旧殖民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一种间接统治方式,是殖民主义在21世纪的继续,但其表述与侧重有所不同。新殖民主义发展到今天既有和平演变又有武力侵略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渗透多于军事侵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隐蔽性、合规性与多样性,利用国际组织对非西方国家搞经济侵略与政治渗透,将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强加于他国而干涉别国内政,利用文化渗透“和平演变”非西方国家,以军事优势为后盾控制中国等“异类”。由此,中国应加速发展经济抵制经济殖民,强调政治自主拒绝政治干涉,推动文化创新防止文化渗透,提高国防能力消除武力威胁。

  随着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区”与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外围区”之间形成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前者通过“合法”的金融手段足以轻易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而后者不仅要透支国内资源、压制国内经济需求,直至整个国民经济被牢牢绑架到美国的经济战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悄悄的掠夺”,是美国间接剥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

  1997年问世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简称B-S模型)是一种为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的数学模型,方程式是C = S * N(D1) − e − r * T * L * N(D2)(其中,C为期权初始合理价格,L为期权交割价格,S为所交易金融资产现价,T为期权有效期,r为连续复利计无风险利率H,σ2为—年度化方差,N()为正态分布变量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斯科尔斯认为这种金融衍生工具定价模式失效的概率接近于零,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败了这个神话,尤其是“中美国”这只B-S模型的“黑天鹅”式例外,只能从新依附论的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去解释,西方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

  从“中美国”的实践意义上看,中国早已步入彻底的新殖民主义时代。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自身的缺点与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均以经济殖民的方式转嫁给中国,最终由中国人民承担其恶果。“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是对《东郭先生和狼》的古老寓言的真实再现,这是中国经济有史以来最荒谬的逻辑。希腊人借钱过好日子难以为继,瑞士人公投否决高福利政策,但美国人至今还在对中国以怨报德。对此,中国应根据本国的实力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应对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合世界各国构建和谐世界以从根本上瓦解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模式。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破坏了当今世界各国的技术平等应用权,依仗其技术优势破坏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选择权。美国为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而抛弃整体道德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排斥其他国家的不同制度安排而策划“颜色革命”。中国终将勇敢地承担充当公道性、德政性、正义性的世界先进制度倡导者的历史责任,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并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包容性增长”。

三、中国经济的“获得感”

  在“中美国”的既定框架内,中国经济如何找到自己的“获得感”?

(一)中国经济在国际层次的“获得感”

  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超前消费造成的经济泡沫的破灭,中国并未因此而减持美国的国债,甚至还在大量购买而宁可冒本国的资产随着美元而贬值的风险,因为中国不买美国的国债并无更稳妥的渠道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而且中国被迫帮助美国降低利率、刺激其经济复苏与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以保障本国的出口市场,而“中美国”构想的世界秩序掩盖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瑞典学者季北慈(Gill Bates)认为,中国会“更加相信自己,他们不会向西方低头,而是会加倍努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为共产党的生存而奋斗。”由此,中国经济的“获得感”不应局限于国内层次,还有必要向国际层次延伸。

  中国对新一轮金融海啸也不会袖手旁观,但兹事体大,中国不能盲目救助,而是要“有条件参与”。条件是中国要有国际金融话语权,维护中国的海外金融债权的安全,争取有效的担保、抵押或做有效的资产置换(债权换优质的股权等)。中国要乘机调整资产结构以减少风险与损失并提高效益,如美国要求中国增持美国的国债,但美国有充分的黄金储备拿来作等值抵押,中国尽可放心增持。美国政府某部长出面告诉中国政府,中国投资美国的国债无风险,这其实是一纸空头支票,只能给中国添堵。美国的担保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出让其它利益。

  美国若有诚意与中国开展地缘经济合作,就应彻底废止《对台湾关系法》,支持两岸经济全面合龙。中国并不羡慕欧洲、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只要与美国在TPP等领域达成利益均衡的平等关系。至于“政治与哲学上的远大目标”,美国大讲这个有点不着边际,双方要从两国之间的具体事务联手。

  收入微薄而不得不存起每一分钱的廉价劳动力很难扩大“内需”,中国发展经济只能指望不习惯存钱的美国富人疯狂消费“买买买”。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必须不断刺激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美国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超过1/5的出口到了美国。中国刺激经济活力的主要方式是将其外汇盈余拿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等于中国借钱给美国买中国自己的货,就像汽车销售商借给消费者零息贷款以推销自己的车一样,此即“中美国”的真相。但“中美国”这一概念是建立在中美两国借对方来转化本国内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中美国”代表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只能对其“和平依附”。美国为了救市狂印钞票加剧美元贬值风险并引起通货膨胀,而中国多年来存的都是美元,因此被迫要求两国联手创立“国际货币”作为贸易支付手段。两国各出奇招,暴露了“中美国”这个“经济帝国”里互有焦虑的同床异梦。无论中国如何敦促,美国的听或不听均以其自身利益为转移。“国际货币”说起来不难,但要建立起来恐怕至少要过十年,人民币国际化则是当务之急

  中国之所以很快跃升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主要是因为在国内“社会开支”上对老百姓欠得太多,在支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时“偷工减料”。如果这种“偷工减料”不收敛,中国也只能将自己的经济命运绑架在美元霸权之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关键不在于自己属于G20还是G2,而要看能否对克勤克俭的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非此不足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在国内层次的“获得感”

  “中美国”这一概念的盲点是:中国人都只会储蓄吗?美国人都只会消费吗?在这一“宏观”概念之下,中国人成了整体而毫无内在差异,美国人之间也一样,这就掩盖了依附论强调的两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的不同需求。如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再是问题,“先富带动后富”越来越成了大问题。

  中国内部“社会开支”被克扣并不等于对“社会开支”的需求能取消,老百姓照样要看病、养老并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国家不支付,老百姓就只能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支付。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为收入的25%左右,而美国二战后的人均储蓄率为7%,次贷危机后下降到4%左右。中国有“活动家”夸夸其谈地批评中国人太爱存钱而导致内需不足,事实是老百姓在“社会开支”不足的条件下被迫通过自己的储蓄支付“社会成本”,这些是一个在美国有工作的劳动者几乎无须考虑的:看病有医疗保险,甚至再高昂的手术费也能不花一分钱;老了有退休金;孩子上学全部免费,车接车送,甚至低收入家庭在学校的午餐也能免费,成绩好了上大学还能享受奖学金……这样的对比足以解释何以中国人要储蓄其收入的1/4,而美国人几乎一分钱不存,甚至敢于寅吃卯粮。

  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此后,“获得感”一词迅速流行,内涵越来越指向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 “获得感”首先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有房住,收入增加,能接受优质教育,看得起病,养老有保障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精神层面要让每个中国人有梦想、有追求,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能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获得感”有别于“幸福感”,强调实实在在的“得到”,不讲“获得”而强调“幸福”则容易流于空泛。幸福感无法量化,而“获得感”一词让老百姓得到的利好有了指标衡量的可能,因此更加贴近民生。“获得感”能转化为“幸福感”,反之则未必。让百姓更多地“获得”也是一种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的机会,如老百姓都希望得到更高水准的诊疗,这就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医改的同时建设更多好医院,建立更完善的医疗网络,提供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再如加大投入提高教育水平以使百姓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国家就可以赢得更丰厚的人力资本,使创新驱动更有可能性。“获得感”含有“给”与“得”的辩证法,中国各级政府务须改变单纯“给予”或一投入就一定要马上见到回报的急功近利心态。

  具体而言,中国各级政府要注重公平与效率,发挥财政调节作用;完善社会保障,关注重点人群生存;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宽就业渠道;缩小贫富分化差距,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杜绝低俗炫富现象;完善公共服务,打造获得感的保障体系;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不仅是加强与完善公民的监督机制,更要引导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加强公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还要从反面杜绝老百姓的“失落感”与“相对剥夺感”。这就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少一点大而化之多一点帕累托改进的精准思路,切实注重政策效果上的均等性与协调性。“获得感”不能满足于追求一时的“获得”,不能搞节日送温暖式的突击作秀,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确保满足老百姓“获得感”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获得感”首先要靠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当然也离不开人民群众自身的艰苦奋斗,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进程中辛勤劳动才能在做大各领域发展蛋糕的同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获得感”,共享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三)两个层次的“获得感”互动

  “依附发展论”关于资本输出的分析是探讨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理解既不能将其本身局限于交换关系也不能以此为起点。如果交换关系是从生产得以完成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的并成了其组成部分,那么交换关系也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了。只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只重视外部因素而忽视国内因素,从而陷入单因论的论证逻辑,理论分析则很难解释经验事实,加上理论态度的情感性,传统依附论关于第三世界的“被害者”身份的理论叙事很难支撑起来。

  借助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发展论”足以找到中国经济发展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和平依附”多于两种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观点克服了外因决定论而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坚持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因,而外因只有借助内因才能影响事物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的互动要争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避免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但“办好自己的事”应始终是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根本所在。

  次贷危机后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钱袋子,而中国尽管拥有号称世界第一的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并没多少能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当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事务理应勇于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国际经济领域该花的钱当然还要花,对不该花的钱则坚决不能花。替代“中美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也会倒逼美国顺应全球治理的均衡化趋势,逐步消解国内超前消费的思维与政策,而美国的民主政治被金钱绑架是其深层次的原因。

四、小结

  “和平依附”多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从适应者向改进者的转变将是渐进的,实力、智慧与勇气是中国能否实现这一角色转变的三个关键要素。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替代“中美国”,中国应着眼于国际经济大局算好大账而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对外开放过程中暴露的新问题要靠更及时、更巧妙、更务实的对外开放政策去应对。迈入21世纪的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与水平,该坚持的还要坚持,该解套的还要解套,而不能“自主创新”(该口号绝不局限于科技领域)则“中国梦”将沦为一句空话,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将沦为各种空想。面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散幽魂,中华民族要时刻保持应有的清醒,对新殖民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是不可或缺的。无论面对国际社会喧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还是“中国崩溃论”,中国人民要始终牢记邓小平留下的外交遗产,既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能“办好自己的事”才有可能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正能量。

  作者简介:陈俊杰,男,1973年11月生,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通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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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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