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投稿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西汉的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他曾向刘邦推荐了善于用兵打仗的韩信做大将军,使之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劳。后来有人向刘邦的妻子吕后告发韩信谋反。吕后想把韩信召进宫来,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萧何设计以庆贺平叛胜利为理由,骗韩信进宫。韩信一进宫,就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杀害于长乐宫钟室。民间因此有“成也萧何(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谋)”的说法。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喻事情的成败、好坏都由一人所为。实质是说,人的行为具有两面性:在正能量的推动下可以干好事;而在负能量的作用下可以干坏事。

当我们把这个故事中萧何的行为,用来比照知识分子群体时,就会发现一种独特现象: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作用下,知识分子可以发挥先锋作用;在阻止社会发展的负能量作用下,知识分子也可以充当急先锋。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新变化,及时引导知识分子走正路、避邪路。

一、对知识分子新变化的理论认知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掌握知识较多的人。究竟掌握多少知识,才叫知识分子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长期以来,我们以学历作为标准,判断谁是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在高等教育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较高学历,而成为知识分子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企业的高级技工、农村的新型农民等,凭借现有社会条件,特别是利用高度发达的网络以及自身努力,不但可以掌握大量的实践知识,而且可以掌握充分的理论知识。我们同样也应把他们称之为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在知识分子人数很少的时候,他们主要从事教育、科技、医疗等有限的领域,而工业、农业、商业等其它领域几乎就没有知识分子。因此,人们将其划归一个阶层,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把知识分子群体定性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稀有型知识分子

但是,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全面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使各项事业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种新情况、新变化,使我国的知识分子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分布在社会的所有领域;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任何一个行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状态;知识分子出国接受各种学习、培训、访问、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极易受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反华势力的洗脑甚至收买。对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普通型知识分子

基于这种新情况、新变化,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再认识。那么,怎样认知普通型知识分子呢?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普通型知识分子形成了这样几个与以往不同的重要特征:

第一、群体的依附性。稀有型知识分子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阶层,集中在极少数领域,成为孤立于绝大多数群体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而普通型知识分子则分布在社会所有领域,分别依附在各个阶层和群体之中,具有广泛的分散性。纵观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社会,所有领域都有知识分子活跃其间,构成了我国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管理、科技开发的主体,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的家国栋梁。我国目前共有知识分子1.7亿人。其中,执政党当中的知识分子就达到3932.4万人,占党员总数的44.3%;科技队伍当中的知识分子达到8114万人,居世界首位。过去没有知识分子的农民群体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农业科技人员、大学生村官、新型农民等,成为支撑农业生产、农村进步的骨干力量。

其荡然无存的独立性,表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已经消失,当代知识分子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属性,这就是依附性。

第二、政治的分化性。用政治立场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众型知识分子。在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判断是非的。由于他们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并毕生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为大众造福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把这类知识分子界定为大众型知识分子。

二是自我型知识分子。还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比较强,干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他们总是习惯于从自我的角度衡量利益的获得、职称的评定、职务的晋升、发展的空间等涉及自我价值实现的事情。因而主张个人奋斗,强调独立成功。所以,我们把这类知识分子界定为自我型知识分子。

三是背叛型知识分子。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受负能量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意识形态洗脑,形成了偏激思维方式和反叛行为模式,形成了洋奴性格和买办特点。因而习惯于站在国家和社会的对立面上,攻击“生他养他”的祖国,他们往往采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借题发挥,混淆视听,挑起事端,栽赃党和政府;替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说话、办事。网络上将其称之为“推墙派”、“带路党”。所以,我们把这类知识分子界定为背叛型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第三、思维的多样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受政治运动冲击、出国出境机会较少,加之传播媒介单一、舆论一律较严等客观环境的限制,接触外界的思想、理论相对较少,思想比较单纯,反应比较迟钝。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知识分子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比较大。经历反右斗争和十年文革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过后仍然心有余悸。曾一度出现尽量远离政治的倾向,致使政治冷淡主义盛行一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网络越来越发达、出国出境机会越来越多,舆论控制相对放松,我国的知识分子接触到外界的思想、理论日益增多,甚至达到五花八门的程度。他们的思维开始呈现发散性。其表现是,他们的思维不再单一化,而是多元化。过去往往关注与自身相关的问题,现在对国家事务、政党事务、社会事务、国际事务越来越关注。

从他们的思维模式看,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绝对化思维模式的知识分子,我们将其界定为激进型知识分子。绝对化思维,导致绝对化行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习惯于“一条道跑到黑”、“钻牛角尖”。从正面来说,他们往往缺乏灵活性,走进死胡同;从反面来说,他们往往缺乏理性,偏离科学,走向极端,倒向激进。

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激进所产生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在清朝末年,正是这些激进型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开展反清斗争,拉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通过辛亥革命,消灭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民国初年,也是这些激进型的知识分子,面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搞起了轰轰烈烈地“五四运动”,拉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通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胜利消息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已经进入到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激进型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教育,接触西方反华势力,很容易被洗脑。经过洗脑的中国激进型的知识分子必然走火入魔,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好,中国什么东西都不好,进而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二是具有相对化思维模式的知识分子,我们将其界定为理智型知识分子。在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高校学习期间,都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训练,能够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讲求实事求是,善于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因而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开放而不封闭、创新而不保守、理智而不激进,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撑。他们往往具有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具有浩然正气和奉献精神,成为社会进步须臾不可以离开的中流砥柱。他们善于理性看待问题和矛盾,从关心爱护的角度,提出善意批评和合理建议,而非恶意指责和无理挑剔;从有助于处理事件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措施和办法,而非引发事端、制造麻烦。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二、对知识分子正向作用的认知

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先锋力量。知识分子对科学和技术掌握比较多,对自然和社会了解比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是从正向角度对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所做出的最客观、最公正、最高度的评价,为我们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

第一、知识分子具有家国情怀,是国家建设的必备人才。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小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较多,头脑中国家概念比较清晰,对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爱国的英雄形象印象比较深刻;在青年时代,特别在高等院校学习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较多了解和掌握;在工作期间,经常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情怀。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大都能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被委以重任。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各机构负责人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黄炎培、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李书城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梁希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沈雁冰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胡愈之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署长。

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1950年,周恩来总理就发出了欢迎身居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在新中国的召唤下,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热潮。他们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等事业的发展贡献终身。包括“中国现代火箭之父”钱学森;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 ;“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朱光亚、张文裕;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较早回国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后回到祖国,投身国家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地质勘探、高等教育等各项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滞留国外的留学人员约有5000人。到1952年底,已有2400余人归国。他们报效祖国的榜样力量,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投身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进入80年代,我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而西方国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状态,使得刚刚开放的大批知识分子大开眼界,产生了极度羡慕情绪,引发了一次长达20余年的较大规模的出国潮。这里既有国家公派留学生,也有自费留学生。相当一些人学成后滞留所在国,并领取了绿卡。

进入21世纪,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由此把主要精力用于反恐战争,无暇顾及其它。这种情况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党和政府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经过10年左右时间,到201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在这个期间,美国于2008年率先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殃及世界各国,使得西方国家经济也不能幸免,陷入了严重困境,至今仍难以复苏。中国虽然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但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而迅速走出了危机。近些年中国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使经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最快、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与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使许多滞留国外的知识分子逐步认清形势,祖国的吸引力陡然上升,蕴含在内心的家国情怀成为重要动因,促使许多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回归祖国就业创业,投身国家建设发展的伟大事业。较早回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做出了杰出贡献,甚至成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例如,全球首颗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报效祖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个较大规模的留学或国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潮正在形成。

改革开放的暂短历史充分证明,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承担起管理党政事务、经济事务、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时代重任,是勇于承担、尽职尽责的,取得了辉煌的骄人业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第二、知识分子具有责任担当,是改革发展的骨干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经过党和国家的长期教育引导,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都能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具有 “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精神境界,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多为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献计出力。

所谓献计,就要发挥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的优势,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推动改革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需要解决。无论是搞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还是搞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从自身角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主张,阐述自己的观点,设计自己的思路,向党和国家提出合理化建议,促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所谓出力,就是要凝神聚力干实事,撸起袖子加油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求知识分子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当老师,就要心无旁骛,甘守三尺讲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做研究,就要甘于寂寞,或是皓首穷经,或是扎根实验室,“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搞创作,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新世纪知识分子的榜样李保国就是出力实干的典型之一。李保国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他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被称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新的突出贡献。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李保国

第三、知识分子具有开发能力,是科技创新的智力支撑。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实践一再证明,每一项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都必将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的突破。2016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6.2%。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80%左右。我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奋起直追,赶超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抢占世界科技的制高点。为此,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担负起引领创新、引领科技进步的历史责任。这是时代赋予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创新无止境、创新无禁区。创新就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取得新的创新性成果。创新既要充分发挥每位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又要最大限度展示知识分子团队公关的合作优势,实现自主创新、包容创新、协同创新、集成创新,把创新变成每一位知识分子、每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行动。只有达到这种高度自觉状态,创新驱动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激发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富强国家、造福民族、惠及人民。

第四、知识分子具有管理才华,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栋梁。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经过将近35年的实践,我国的干部队伍已经今非昔比,他们的“四化”水平,特别是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等高学历者加入干部队伍的行列,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化已经成为常态。

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领域,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公务员队伍和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几乎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邓小平卸任后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都是由我国知识分子当中富有总揽全局能力的佼佼者集结而成。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也无一例外地由知识分子所承担。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栋梁、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经过将近40年改革开放的锤炼和深刻变化的洗礼,已经进入政治上的成熟期。他们当中的许多佼佼者通过接触国内外各种重大事务,形成了战略眼光、全球视野,对国内外形势有比较清晰地观察和了解;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习研究,形成了科学思维、理性思考的习惯,对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及大政方针有比较精准地认识理解和执行思路,加之勤奋学习管理知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而被陆续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承担起党和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责任。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他们完全胜任管理职责。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建立的彪炳史册的盖世功绩,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告诉世人: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核心力量有思想、有谋略、有能力领导好、治理好中国这个世界大国。

三、对知识分子负向作用的认知

在负能量的作用下,具有背叛倾向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发挥有害于国家和人民、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现象之所以持续发生,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质及其所属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再发生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西方和平演变苏东国家时知识精英充当了急先锋。培植和收买共产党内有影响的知识精英,使他们尽力影响领导人的思想和决策。早在1961年1月17日,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在一份题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研究报告中就提出:“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转引自《和平演变的幻想》第139页)这就是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同知识分子和中上层干部交往。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立即在匈牙利引起极大反响。大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聚集起来,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大谈民主自由,并要求主张改革而被撤职的纳吉回到中央工作。成立于1954年底、以19世纪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字命名的小组成为他们的公开活动场所。1956年5月以后,这个小组的活动更加活跃,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更加扩大。其领导权逐步转移到激进分子手中。6月27日组织了一次题为“新闻与报纸问题”的讨论会,从头一天下午6时开始,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参加者达6000~7000人之多。主持者洛松齐·盖佐在发言中认为,匈牙利党和政府所出现的种种错误,都是由人民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的,因而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所谓结构改革。鼓吹用暴力手段争取新闻自由。这些言论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恰值此时,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对匈牙利国内的紧张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促使匈牙利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拉克西于6月30日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对波兹南事件及裴多菲小组的对策。当时,拉克西领导集团已经看到,“在反党的蛊惑性的观点影响下,一个反革命的骚乱危险正在日益增长。”(《自由人民报》1956年7月1日)为此,于7月1日由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小组开展活动。这项措施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许多小组成员继续开展地下活动,使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致使形势日趋严峻。在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人日益增多。

打着培养人才的旗号,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才交流,其目的是收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子和亲西方的下一代。西方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得比较快,不但科研教学条件比较好,而且水平也比较高。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西方国家通过官方和民间双重渠道,同社会主义国家搞人才交流。他们一方面把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派到社会主义国家来,从事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收罗工作;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请到西方国家去,加以拉拢、腐蚀,使之形成亲西方的思想意识,为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服务。正是这些经常往来于东西方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在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人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让西方国家钻了空子。

苏联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曾经是苏联氢弹之父,后来却成为坚定的苏联掘墓人的萨哈罗夫,当他因自己的反政府活动相继被西方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国际人道主义奖并因此深受鼓舞时,他没有想到的是,当若干年后苏联解体时,他曾经获颁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奖、斯大林奖等荣誉也将一起被陪葬在历史的废墟中。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萨哈罗夫

第二、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时发现了重要知识精英的身影。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看准了一些在党内有影响的知识精英可以利用。于是,与他们不断接触往来。其中包括方励之、严家其、陈一咨、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都是中共党员,在国内知识界有广泛影响。他们的所谓改革言论和主张,已经对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人产生了影响。因此,都三番五次被邀请到美国去接受栽培,以至都成为中国89年政治风波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挑选和物色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中的干部子弟,经过西方思想的熏陶和栽培,成为打倒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后备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各国都有大批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其中包括一大批干部子弟。西方为了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达到其在20世纪末不战而胜的目的,开始打这部分人的主意。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拿出几十亿美元资助留美研究生。其目的就是培养一大批亲美人物。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智囊机构曾提出从中国留学生中物色亲美人物的两个条件:一是对政府有影响、有才干、有前途、年富力强的;二是对中美关系能起重要作用的。为此,美国政府大批接受中国留学生,重点拉拢某些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使他们在未来担任中国要职时,成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栋梁。正如美国的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共不是在领导班子中实行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吗?现代年轻的留学生、研究生是最能实现这几化的人才,他们是实现自由化的希望。将来能有一部分人才进入中国领导层,那么实现和平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下一个世纪是会成为现实的。

第三、西方在策动中国颜色革命的危机中背叛型知识精英积极充当内应。苏东剧变已经过去26年了。人们逐渐淡忘了以往那段惊心动魄的残酷历史,但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忘记“除掉中国这个最顽固的共产主义堡垒”的战略任务,一直在寻找机会演变中国。进入新世纪,他们认为机会仍然存在,这就是他们反复使用的拿手好戏——颜色革命。我们决不能低估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演变中国的持续性和忍耐力,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危险是时刻悬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从目前观察分析的情况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采取两个方面的利用措施:

第一、利用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挑起意识形态渗透战,搅乱人们的思想意识,为演变中国制造舆论准备。他们主要是利用媒体、网络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中国背叛型知识分子制造思想混乱。这些背叛型知识分子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搅乱人们的思想:

一是诋毁党的领导,鼓吹颜色革命。有的知识精英狂妄叫嚣:“阿拉伯之春一旦在中国出现,共产党就会成为红色高棉,必定接受全国人民的审判。”可见这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遥相呼应,恨不得共产党早日垮台,恨不能把中国尽快搞乱,以便纠集反共势力,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从为中华民国叫好翻案、到篡改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历史事实,从否认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到为反动军人树碑立传,就已经嗅出了反攻倒算的味道。其叵测居心溢于言表,其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他们还借我们党历史上的失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竭力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败坏其声誉;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极力抹黑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利用包括自然灾害、人为事件在内的各种突发事件,对党和政府发难,造谣生事,混淆是非,煽动不满情绪,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策划民粹运动,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的言论,意在使中国失去政治领导核心,形成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二是诋毁爱国主义,鼓吹卖国求荣。有的知识精英信口雌黄:胡说“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这种陈词滥调不值得一驳。因为这种言论完全违背了正常的思维逻辑。首先,他们的言论,公然割裂主权至上与爱国主义的内在联系。主权至上是爱国主义的题中应由之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坚持主权至上是天经地义的、维护国家主权也是义不容辞的。其次,他们的言论,公然否认爱国主义的正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这个道理要经常讲、反复讲。”爱国主义,具有激发人们奋发有为、报效祖国的正能量的巨大作用,只能促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富裕幸福,怎么能得出“误国害国”的结论呢?再次,他们的言论,公然亵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中“爱国”是其重要内容,已经作为国人的行为规范,载入伦理道德体系之中,怎么能随便质疑和罔论的?

他们把爱国者称之为“爱国贼”。所谓贼,就是偷东西的人。引申为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人。爱国激发的是正能量,而贼反射的是负能量,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把爱国与贼联系在一起,是有意亵渎爱国行为、是对爱国者的公然诽谤。

他们还为卖国贼树碑立传。明目张胆地为秦桧、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等历史定论的卖国贼张目叫好,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假如美军攻打中国,我就向美军投降,为美军带路。”他们的言论,意在扼杀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遏制正能量的充分发挥。

三是诋毁英雄人物,鼓吹歌舞升平。有的知识精英否认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胡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诋毁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公然提出把“狼牙山五壮士”从中小学教材中删除、 污蔑革命先烈邱少云、雷锋。提出要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为“大屠杀纪念碑”。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否定民族英雄,就是否定民族的历史;否认革命先烈,就是否认革命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极力否定民族英雄、否认革命烈士,其根本目的就是扼杀国人抗击外敌、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血性担当,甘当任人宰割的 “贱种”、甘愿受人奴役的“顺民”。

他们还极力鼓吹享乐主义,营造消极享乐思潮,引导国人疯狂地吃喝玩乐,力图消磨国人意志,衰弱国人斗志,使国人日益颓废,在醉生梦死中失去责任担当和斗争血性。他们的言论,意在让国人丧失对西方演变的民族斗志和反击能力。

四是诋毁国家统一,鼓吹国家分裂。有的知识精英明目张胆地大谈特谈国家分裂的种种所谓“好处”,列举“中国变成小国好”的种种荒谬理由,迎合西方分化中国的图谋,提出要“把中国一分为六”。 他们疯狂叫嚣“中国必须分裂”。为疆独分子的暴恐行为解脱、为藏独势力的分裂行为叫好、为台独势力和港独分子鼓噪。

当苏东剧变使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西方政治家和御用学者纷纷发表见解,得出“民族分裂是规律”的荒谬结论。由此认为中国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图谋并没有实现,他们的预测被活生生的现实打得鼻青脸肿,无地自容。

现在他们对一些小国说打就打、说欺负就欺负,说推翻谁就推翻谁,使这些小国任其宰割的情况一再出现。这种现象促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重新看到了分化中国的希望。他们认为,只有把中国分化成若干小国,他们才可以培植傀儡政权,随意宰割人民、放肆掠夺财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背叛型知识精英们趁机加以积极配合,大肆鼓噪民族分裂、疯狂散布分化的好处。他们的言论,意在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性任务,使西方分化中国的图谋得逞。

五是诋毁民族独立,鼓吹殖民主义。有的知识精英罔顾历史事实胡说:“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提出“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 胡说“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公然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为西方列强翻案。祈望日本占领中国。主张让中国幼儿园儿童学习日本军国主义海军军歌《军舰进行曲》、安排中小学生学《圣经》。

稍有历史知识人,都清楚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杀戮、血腥、奴役、抢夺、强占的历史。数千万非洲人在黑奴贸易中被卖掉而强迫离开非洲。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西方征服者赶尽杀绝。西方列强对中国巧取豪夺:一方面体现在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特别是鸦片贸易上,掠夺了中国大量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是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其中,对英战争赔款为3500万两银元﹙含少量法国军费﹚;对日战争赔款为23150万两银元;对各国战争赔款为45000万两银元;加利息98200万两银元;对各地战争赔款为2000万两银元。而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7000万两白银,几乎被掠夺殆尽。西方列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文明的输入和扩展,而是截然相反,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更加贫穷、更加落后、更加衰弱、更加四分五裂、更加风雨飘摇,更加不堪一击。他们的言论,意在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六是诋毁发展奇迹,鼓吹唱衰中国。有的知识精英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这种恶意贬低中国的言论是不值得驳斥的。众所周知,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包括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张高丽副总理在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宣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3年来,已经取得丰硕成果,造福许多沿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

他们还公然攻击中国的产业政策,胡说“中国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极力遏制中国制造,胡说“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 诅咒中国高铁是“死亡快车”, “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疯狂叫嚣要“炸掉南京长江大桥”,企图毁灭中国发展的标志性建筑。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他们还公然提出“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这种言论,不但违背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且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他们的言论,意在挑动民众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七是诋毁中华文明,鼓吹西方文明。有的知识精英数典忘祖,胡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大病毒!”肆意谩骂“中国人是猪的传人”,恶毒诽谤“中国人是最坏的民族! ”、是“ 奴才民族” 、“中国人是劣等种族”、“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

他们把西方文化奉为神明、视为经典。西方人把龙视作一种“恶兽”。他们就极力诋毁 “龙” 这个中国人的图腾,企图挖掉国人崇拜的精神根基。西方敌对势力仇视龙、仇视龙的传人,必予除之而后快。他们就叫嚣“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

西方敌对势力极力宣扬他们在科技成就上举世无双,中国背叛型知识精英们就公然否认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胡说“所谓‘四大发明’是无稽之谈”。“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西方敌对势力极力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他们就极力诋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恶毒诅咒 “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他们的言论,意在摧毁中国改革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

八是诋毁中国安全,鼓吹美国保护。有的知识精英胡说“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 “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恶毒诅咒两弹一星、以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奴颜婢膝地要“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恬不知耻地提出要“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煽动反军乱军、袭警仇警情绪,他们的言论,意在摧毁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钢铁长城。

第二、物色、收买和豢养经过洗脑的、形成背叛性格的知识分子精英,使之成为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潜伏内奸,为演变中国储备骨干力量。他们主要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搜罗有背叛倾向的、经常发表反 “主流”意识的知识分子精英和青年学生。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华人留学生和学者当中物色颜色革命的骨干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有大批青年学生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留学深造,学成后滞留所在国就业。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利用学术交流、做访问学者、参加培训等赴外途径,滞留西方国家工作和生活。台湾和香港历来就有青年学生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留学、就业、生活的惯例。他们从留学生的档案、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言行表现,来搜罗可供洗脑的重点对象,以便使之成为将来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潜在骨干。

二是从中国网络言行发表者当中物色颜色革命的传播者。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情报部门,以及得到经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设立了专门机构和人员,利用发达的网络手段,全天候监视和搜罗中国公媒体和自媒体发表言论的作者群体,从中寻找发表“贬中褒西”言论的作者,或明或暗地给予金钱收买和精神鼓励,使之成为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代言人,为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准备。

三是从公开招聘人才的过程当中物色颜色革命的领头者。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利用在中国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公开招聘了大批所谓劳务人员,从中挑选有所谓“培养前途”的苗子,加以重点栽培,使之成为未来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领袖人物。最近有文章披露,2017年5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要给所谓“新兴公民社会领袖”提供一次培训的机会。显然,这是美国官方机构利用公开招聘的方式,名正言顺地招募有希望成为“带路党”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并经过洗脑培训、点拨栽培,使之成为颜色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受委托的培训机构将“改变观点,改变世界”作为其口号,显然与美国情报部门培育颜色革命领袖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的结论:在新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在新阶段艰难前行的国内环境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呈现出“大浪淘沙”状态。既有主体队伍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扛起民族复兴大旗、引领改革开放正确走向、积极投身建设发展的时代弄潮儿,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破坏改革发展大业,阻挠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甘愿充当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急先锋的历史罪人。

它告诫我们必须高度注意两个方面的根本原则问题:一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要及时发现知识分子的新变化,掌握知识分子的新特征。既要把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和吸引在党的周围,使其充分发挥正向作用;又要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引导,争取立场摇摆者、改造意志薄弱者、清除顽固败类者。二是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研究。警惕少数背叛型知识分子掌握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放任非主流媒体侵蚀主流媒体,促使主流媒体发生质变,成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御用工具。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正声网

责任编辑:向天游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