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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的五次经济失调应对看公有制的重要性!

五、科学地调结构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工形成市场供求关系基础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出,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在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现阶段,如果在所有制结构中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超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范围,甚至成了主体,而对这种不良变化又不及时加以纠正,那么,宏观经济就势必发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性质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乃至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建国以来五次经济失调之应对看公有制的重要性!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结构背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的主要数据,2004年末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的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为56%:44%。这时,似乎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但是已经很勉强。因为,这是从公私所有制的物质形态的比重来看的;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即从公私所有制的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由于国有经济实收资本的有机构成(人均实收资本占有量)显著高于私人资本,所以,当公私所有制物质形态的比重为56%:44%之时,公有制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低于50%,而私有制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高于50%了。[①] 因此,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到本世纪初,有45年左右,在我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是占主体地位的。而从本世纪初到目前,有16年左右,公有制实质上已经被削弱到低于主体地位的比重。分析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可知在2013年末,即使把栏目中的“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资本控股的企业(视为公有制企业),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在第二、第三次产业中,也只占25.5%,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成分已只占约1/4。在所有制结构中,这种私有制的比重显著超过公有制的状况,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从而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国家从本世纪初以来,不断采取调结构措施,却长期未能见效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年代里,尽管也发生过几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但是每次发生,经过国家采取调整措施,都较快地得到扭转,没有久拖不决的情况。这里不妨做些简要回顾:

第一次严重失调在1960年前后显现。这主要由1958年“大跃进”引起。当时经济建设搞高指标,全民土法大练钢铁,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超出国力,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过国家从1960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调节措施,1962年底国民经济即走出谷底,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从建国以来五次经济失调之应对看公有制的重要性!

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第二次严重失调在1967至1968年。这主要由“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引起。工商经济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使国民经济出现停滞和倒退。经过国家在1969年抓“三五”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到1970年底,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和‘三五’计划。”[②]

第三次严重失调在1978年前后显现。这主要由经济工作急于求成,实行高积累率,搞“洋跃进”(引进国外技术装备、举借外债),[③]这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经过国家在1979年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调整农业政策,加快轻纺工业发展,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压缩基建投资,加强财政信贷管理等调整措施,到1981年,基本上达到了“两平一稳”(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的调整目标,到1983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向协调”。[④]

第四次严重失调在1988~1989年显现。这主要由追求工业发展速度、提高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引起,导致“工农业速度的对比扩大为5.3:1,比例关系紧张”;与此相关,银行放松信贷,出现消费价格指数超过18%的通货膨胀;经过国家治理整顿,到1991年物价趋于稳定。[⑤]

第五次严重失调是在1994年前后显现。这也主要由盲目追加投资、追求发展速度引起。从1992年起,银行“每年投放货币1000多亿元”,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衡,引发通货膨胀,1994年的“消费价格指数达到24.1%”。经过国家控制工业速度,压缩投资规模,减少货币投放,到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增长8.8%的正常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为2.8%。[⑥]

上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或者说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是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与本世纪初以来公有制经济严重削弱基础上发生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两者有重要区别

——发生的原因不同。前者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发生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主要是主观失误造成的:一是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二是政治运动干扰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三是管理体制具有主观性,高度集中,行政指令,排斥商品流通,没有建立起客观要求的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市场调节对生产的反作用,来纠正计划工作中的主观性。但是这些原因都不属于经济基础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而后者是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乃至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已丧失的情况下,发生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发生了性质上的不良变化,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基础层面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背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结构性变化。

——纠正结构失衡的效果不同。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主观原因的失误,比较容易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一旦显示出严重失调,由于国家掌握着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城乡集体经济也会配合国家的调节措施,全国上下能够形成一盘棋,服从统筹安排,落实国家的调整措施,因而每次在较短时间内(3年左右),就使产业结构较快地恢复平衡。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客观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纠正失误就不那么容易了。由私有制经济成分扩大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不断越大,导致市场有购买力需求不断削弱,这就势必发生市场供给过剩、产能过剩。尽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已经越来越完善,国家已有条件利用市场信息来纠正计划工作难免的主观性,但是,由于国有经济严重削弱,城市集体经济几乎消解,全国经济已难以形成服从统筹安排的“一盘棋”,国家已难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而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严重超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的界限,它与生产社会化形成的矛盾,势必显示出来。这就导致市场机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使其对生产的反作用,失去本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性质,反而走向了主要为私有制经济服务的方向;它致使社会收入越来越趋向两极分化,从而对宏观经济发生负作用的程度严重加大,这就势必导致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难以落到实处,致使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

可以说,只要没有把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恢复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最低限度,即恢复到在第二次、第二次产业中全部从业人员中占51%以上,实收资本所占比重达到70~80%(因为国有经济的人均实收资本占有量大),就难以改变私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作用,也就不能有效地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

为什么只有巩固和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尤其是增加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的比重,才有可能避免宏观经济出现结构失衡的后果呢?这是因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结构的前提条件:

——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就把私营经济必然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还只能体现在各公有制企业内部,因而同样的劳动者在不同公有制企业收入也会有差距,但是这毕竟是消灭了剥削关系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因此,从全社会看,这就有条件避免收入两极分化,保证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与生产的供给基本同步增长。

从建国以来五次经济失调之应对看公有制的重要性!

——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全社会能够形成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经济目标。国家由此出发,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指导,制定宏观经济调控计划和措施,就有条件克服狭隘的私人利益造成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也有条件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从而遵循价值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与生产目的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生产和流通的结合上,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两方面,来制定具有预测性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努力做到,从国情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以产业结构平衡为前提,并把按比例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科技力量强,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把它作为调结构的“抓手”,就有条件,一方面,及时掌握和利用流通领域的市场供求信息,客观把握生产领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动态,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有经济逐步壮大的条件下,控制和调整好国有经济的整体结构,以此控制具有自发性的其他经济成分,从而把市场机制固有的自发性,控制在宏观经济结构不被破坏的范围内,避免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现大的失衡,使宏观经济运行在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

当然,上述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调结构提供的前提条件,还只是一种有效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求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性地采取具体政策和措施。

综上所述,要纠正目前的宏观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就必须坚决摒弃某些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主动地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与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结合起来。

从建国以来五次经济失调之应对看公有制的重要性!

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方面,应当有坚决的措施。要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国有资本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应当搞好对国有资本包括国有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的综合整体性监管。要采取组织措施,建立国有资本整体性综合管理主体机构,直接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管之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现行国资委和央行应当定期向全国人大报告国有职能资本和国有银行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应当定期向全国人大,从而向全国人民,公布国民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数据。在从整体上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还应当坚决恢复和大力发展城市集体经济。应当恢复国家对城市集体经济的管理机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要加强城市党政机构对集体经济的组织领导,改变把城市集体经济交给轻工业联合会这种中介组织管理的做法。在加强对公有制经济的组织管理的前提下,还必须在各级党政干部中建立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责任制,对于那些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干部,必须坚决撤换。

总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要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对实际经济工作的指导,果断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尽快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把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到生产领域调整产业结构,就一定能够纠正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①]因缺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作者按当时的国有资本人均实收资本占有量与私人资本相比为5:1、集体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人均实收资本相等这种假设做了估算,认为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要达到51%这种公有制为主体的最低限度,在实收资本量上,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比重就要达到78%:22%。所以,在公有制的实收资本占56%的情况下,从业人员的比重实际上已经低于50%。详见何干强:《公有制经济振兴之路》[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10页。

[②] 当代中国研究所 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1966—197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③] 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④]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 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17、122页。

[⑤]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97、301页。

[⑥] 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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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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