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投稿

经济学家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

 经济学家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兼评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之三

本部分导读:由于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的逻辑,并以逻辑化市场来为现实市场的逻辑进行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和政策都引发了社会经济的系列乱象。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捍卫逻辑化的市场或现实的市场,而是要对现实市场进行不断改造和完善。一般地,市场功能得以发挥往往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1)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大致平等的市场主体,(2)存在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市场程序。因此,现实市场也应该沿着这两个维度不断完善:一是引入抗衡力量以打造平等的市场主体;二是完善制宪主义以打造合理市场规则。显然,只有以这种条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是我们真正要捍卫的。

一、引论:理解如何捍卫市场

张维迎强调:“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1]固然,从事经济活动的应该是自主的主体,而自主个体(或组织)间的自由交换和行为互动构成了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基础。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是否存在一种不变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地,如果市场经济是可变的,那么,现实的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合理的,以致经济学家应该成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相反,如果现实市场经济并非是合理的,那么,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呢?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对经济学家角色和市场经济特性的理解。

首先,就经济学家所承担的基本任务而言。一般地,任何学者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占据的岗位都属于公共领域,学者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通过不断的探索而为社会提供洞见,从而增进人类社会的认知和促进社会的合理发展;相应地,他的所作所为不应服务于特定个人或组织,否则就只是作为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研发人员而存在。显然,经济学家正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存在,发现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就成为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基本任务。其次,就市场经济的特点而言。一般地,市场经济活动构成一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因为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信息,灵活把握环境变化,最大化促进技术创新;但是,任何现实市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表现为大量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困境。正因如此,集中于市场交换和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努力挖掘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所潜在的种种问题,努力寻找纠正或弥补市场失灵的思路和措施,从而提高分立的市场主体间的行为协调以促进社会合作和分工深化。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经济学大家大多关注现实经济和制度问题,致力于对制度演化过程的考察以探究制度的发展方向已经寻求完善的途径,而集中于个人致富的技术问题仅仅是新古典以降出现的经济学情形。纳尔逊就写道:“在现代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获得压倒性地位之前,大部分经济分析既是演化的又是制度的,……在《国富论》的许多其他地方,斯密所关心的明显地是更广泛的国家制度结构,他所采用的方法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相一致。马克思当然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如果你考虑到马歇尔著作的宽广视野,那么他也是一个演化理论家。因此,在经济学中,囊括制度在内的演化主张理论在一种基本的方式上具有悠久和光荣的传统”,而“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它的智力范围在日益缩小,无论是制度还是演化的经济学分析就都变成了‘反文化的’。”[2]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分析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对理性行为的技术分析,并将现实制度视为理性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的互动产物,从而是有效率。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将制度的理性分析推广到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上,从而就看不到现实的市场机制以及社会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反而还将市场机制逻辑化,并以此为现实市场机制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

其实,市场本身不是先验地外在于社会制度的,而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包含市场机制在内的社会制度都是人类创设的产物,并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本身就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其运行结果更不可能是绝对公平的,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为此,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所应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探索现实制度之所以缺乏效率、缺乏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探索推进社会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措施。图尔就强调,“从事社会研究是为了不断地解决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研究的对象只能是那些控制着公共政策的决定与执行、(政治)冲突的解决以及生产与分配(解决)的思想和制度”。[3]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必须跳出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所设定的思维定式和理论教条,认真地剖析真实世界中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特性,并通过缺陷的剖析来推动市场机制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同时,这种学术诉求并不是要否定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而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应该捍卫何种市场以及应该如何捍卫市场。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捍卫何种市场

经济学科的基本特性规定了经济学者努力探究现实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并促使其不断完善的基本任务,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却往往做着相反的事情:刻意地基于一种抽象模型而纯粹的市场机制,并由此为现实市场提供辩护,而不是努力剖析现实市场的不足并完善它。按照逻辑化市场的观点,人类社会的一切包括价格体系、行为规则以及制度伦理等都可以且应该交给由个体互动而产生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而不要作任何组织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干涉。相应地,也就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确实,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就宣称,之所以需要有经济学家的存在,其作用也只是在于,说服政治家和公众相信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但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当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家的作用是告知公众有关自由市场的好处时,这隐含了主流经济学家比公众更理性或公众是非理性的这一条件,而这又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市场主体都视为理性的平等主体相矛盾。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化市场理念有两个基础:(1)逻辑前提是基于抽象还原的同质主体;(2)逻辑关系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形式逻辑;但是,真实世界的市场逻辑却完全不同于这种逻辑化市场:不仅市场主体是异质的,而且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也不同于数理逻辑。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逻辑化市场理念根本上是先验的,这与市场本身是人类的创设、并且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相矛盾。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推崇逻辑化市场,又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正是自然主义思维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仿效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并将均衡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为此,它使用了现代数学分析工具而将不断演化的市场机制打造成成一种静态的逻辑化市场,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理性建模和计量实证来证明纯粹市场的好处。

一般地,手段和工具本身都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在合理的场合而产生好的结果,也可以用在不合理的场合而产生坏的结果。例如,就理性建模和实证分析而言,如果使用合理,就有助于理论逻辑的清晰和严密,有助于经验上升到理论以及理论的检验;相反,如果使用不合理,就会产生形式主义和庸俗主义倾向,乃至蜕化为禁锢思维的数量拜物教。再如,就国家干预和累进税制而言,如果使用合理,就有助于促进市场秩序的完善和成熟,有助于实现分配正义和解决社会矛盾;如果使用不合理,就会扭曲市场秩序而强化垄断、寻租等形成,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的集中和社会两极化趋势。

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往往导致工具和手段恰恰被用在坏的方向,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例如,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在特定范式下进行理性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借助于复杂数学的工具来强化那些逻辑化的市场理念;同时,它又否认国家干预和累进税制等可以用在好的方面,从而形成了为极端的市场取向进行辩护的取向。林德布洛姆就写道:“一个市场就像一把工具:它设计用来做特定的工作。但不适合其他的工作。由于不太熟悉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当人们可以使用它的时候却经常把它留在抽屉里。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在不应当使用它的时候使用它,向一个粗心地把凿子当螺丝刀使用的业余工匠。”[4]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论述市场时在很大程度上潜含着一个明显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它论述了进行着自由竞争的逻辑化市场,该逻辑化市场由同质而平等的原子个体构成;另一方面,它又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明显不具有相等的地位和权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普曼在最新一期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就说,美国经济上的鸿沟正在扩大,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比任何先进的民主国家都要严重,而跟加纳、尼加拉瓜及土库曼差不多。究其原因有二。(1)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美国崇尚自由市场主义,而市场机制下的分配机制根本上就是由力量决定,强势的管理阶层可以享受高额薪资而不必理会公司的业绩究竟如何;结果,少数菁英就攫取了巨额的金融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承担更高的风险。(2)公共政策的扭曲。自1970年代迄今公共政策持续偏向有钱人:国会一再为高所得者减税、放宽资本利得及其它投资所得的税负,而劳工政策却使工会组织更难运作以对抗力量不断高涨的资方;同时,国会还一再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理,让富有的经理人及投资者通过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创造出的衍生金融工具而变得更富,房贷户及退休者却承受更高的风险。[5]

此外,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以及相应的市场权力集中还会衍生出一种“赢者通吃”的分配模式,如锦标赛薪酬体系。相应地,也就产生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它使得富者与贫者之间形成政治上的两极化、丧失互信,甚至彼此憎恨,从而严重扭曲了民主政治体系的运作。正是由于市场的现实逻辑往往会导向各种不公正、无效率的问题,因而就有必要对之加以干预、纠正和完善。从根本上说,市场面对的不是要不要或应不应受到干预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被干预的问题。究其原因,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习俗而非自然之物,是由人的互动行为产生的,而人的行为则又受心理的、文化的、制度的影响,因而市场必然逃不了社会的干预。那么,如何干预呢?这就涉及到对规则和命令两类方式的特点。

一般地,规则来自立法或基于一定程序形成的多数意见,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命令则来自行政或某特定领袖或独裁者的主张,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在哈耶克看来,规则和命令的区别在于:作出采取行动的决策者是发布命令或指定法律的人还是正在行动的人,如果是由正在行动的人进行决策,那么这就是规则。[6]显然,在市场经济中,决策者是由在场者主导的,因此,市场经济中行动制约就主要来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并不是不受人或组织的干预,只不过人或组织的干预更多地应该通过规则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取命令的方式。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斯密和穆勒对政府干预的反对尤其是对‘政府强制力的使用,即非一般法的正规执行,并且迎合某些特殊目的’的现象。”[7]在很大程度上,哈耶克之所以强烈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主要是出于“反对一切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8]显然,政府机构通过法规的方式对市场运行加以引导和调控不属于“直接干预”,从而也就没有妨碍市场的运行,相反,是对市场机制的完善。史普博就指出,“有秩序的市场交易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又是被经济学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依赖于管制市场交换的法律这一‘看得见的手’。”[9]

然而,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一种由市场主体自发互动所形成的自然秩序,极力反对来自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由此积极实行管制放松的政策。结果,却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波斯纳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包括中央银行、银行业以及对银行业的监管——的失败,是美国以及全球积极萧条的原因。[10]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极力否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简单地将干预等同于命令,或者将规则等同于自然秩序。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极力反对对市场的社会干预,其原因又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根本上在于它将市场视为一种自然存在,而与人的意识和行动无关。但显然,这种认知是不正确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人类的一种“构设”。例如,V.奥斯特罗姆就写道:“市场安排取决于政府安排,而与后者有关的是产权、协议关系等非市场性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在人们看来,它们代表了确定人际关系的方式,从而产生了公认的交换关系。市场体系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其他体系以外的绝无仅有的社会秩序;它取决于社会基础,而后者又取决于非市场性的决策机制。”[11](2)往往将自由价格视为由供求决定的,而与制度无关。但显然,这种认知也忽视了供求关系本身就是由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一事实。尼克尔森就写道:“第一,制度发展和设计是‘获得正确价格’过程的一部分,因为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制度来媒介的;第二,坏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从基础上破坏和扭曲制度的运行;第三,政策改革和结构调整将通过启动‘获得正确价格’过程,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化过程发生实质性影响。”[12]

最后,需要指出,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市场机制下的初始分配收入视为合理的。但显然,这种论断不符合其本身的分析逻辑,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陷入了一种“以子之矛,可攻子之盾”的困境。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供求平衡来分析市场经济活动和相应的市场竞争结果,而供求关系则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力量对比;因此,基于供求博弈所形成市场收入分配就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其劳动贡献,更不要说,社会力量结构还决定了相应的分配规则。事实上,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任何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都由它的供求关系决定:如果该生产要素是稀缺的,那么它的相对需求就大,在谈判中就拥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也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配收益。相应地,一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社会,单个劳动力的谈判力量往往比较低,从而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水平;同时,如果将社会总收入简单地分成工资和利润两大部分,那么,每一部分的分配比重就取决于两者间的力量对比:谈判力量强者将会占据相对更高的份额。这意味着,纯粹市场机制将会有利于强势者,将会导致收入差距的两极化,因而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分析范式并不能为市场收入的合理性提供辩护。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合理化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的呢?根本途径就在于,它基于还原论思维将异质性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同质的原子个体在相同的交换规则和分配规则下也就得到了相同的公平结果。

三、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两个维度

上面的分析强调,经济学家应该注重对市场机制缺陷的剖析,不过,剖析市场缺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否定市场的积极作用,更不是对政府失灵视而不见。这从两方面加以认识:(1)人类个体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多元的,迄今还无法找到一致同意的价值目标,从而也就无法用统一的方法来同时实现所有人的需求;(2)人类社会的信息越来越复杂化,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或发现比它更好的替代机制,从而也就无法简单地抛弃引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市场机制。相反,我们之所以对市场机制缺陷进行挖掘,根本上在于改进和完善现实世界中还很不成熟的市场机制,防止市场机制的内在问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克莱因就写道:“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市场,而政治学家并不专注于‘代议制民主’;他们的注意力及汇总在它的不完善上。事实上,看起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进步,可以由关注这种不完善的理论家和‘应用型专家’来实现。”[13]

问题是,又如何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成熟呢?这就要剖析市场的基本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基本条件,从而可以对市场机制作相应的创设和完善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功能。一般地,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协调分立个体间的行动,从而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时,交易的顺利进行往往又有赖于交易结果的互利、合理和公正。瓦格纳写道:“市场经济是一种互相协作的模式,社会的所有参与者相互合作,但这种互相协作和合作是社会中的人在一套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各自的计划和安排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时,无意识地达到的结果。”[14]那么,如何能够保障市场交易结果的合理和公正呢?这往往又依赖于两大基本条件:(1)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大致平等的市场主体,这也是马克思、布罗代尔等对市场的理解;(2)存在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市场程序,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这里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

一般地,市场交易的分配结果与市场主体的初始地位直接相关:如果市场主体具有相似的平等地位,他们也就拥有相等的交易力量或谈判权力,那么,相对均等的共赢结果就得以实现;相反,市场主体的初始地位越不平等,强势者就越有能力将交易契约均衡点推向对方资源接受的底线,从而导致交易剩余分割上就越不均等。显然,这就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反思。例如,根据布坎南的“宪法性契约”,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只要它是理性的交易结果,那么就是公平的。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往往只是从自愿契约的角度设定规则,并把自愿交易的帕累托改进视为公平的,但并没有具体考虑合作剩余如何分配这一问题。显然,按照主流博弈论的观点,合作剩余的分割诉诸于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博弈方的交易能力。Rubinstein的讨价还价模型就表明,博弈方越有耐心(即贴现率越低),他获得的收益份额就越大。[15]Rubinstein所讲的耐心主要源于博弈方的初始地位,更多的资源禀赋使得博弈方不必过分关注短期利益。例如,在劳资博弈中,由于资本家的家底雄厚,从而耐心往往比较高;相反,工人往往无法忍受长时期的失业,从而耐心往往较小。正是这种初始地位的差异,使得劳资谈判的结果往往有利于资方,此时,我们也不能说劳资的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推而广之,只要现实社会中市场主体的初始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自由交易的结果就必然会有利于强势者;此时,市场交易的“自愿原则”就只是诱使弱势者接受强势者剥削的工具,而基于自发市场的帕累托优化原则也无法成为一种正义观。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决定市场主体之初始地位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状况,而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使得金钱和财富不断集中,从而导致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日益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沃勒斯坦把“市场”视为小人物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以区别“垄断”这一大人物的领域、专制的领域;他强调,“支持布罗代尔的‘市场’就是支持世界的平等化,也就是说,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因而也为博爱而斗争……(相应地)它可能使市场(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市场)的胜利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志,转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标志。”[16]事实上,现实社会中市场主体在社会地位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正义,也为罗尔斯深切地认识到。他写道: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最初的分配安排“要求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即所有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的或相近的社会条件,资源的最初分配就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我们可直觉到,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17]为此,罗尔斯希望通过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来消除社会成员在初始地位上的不平等,并提出以“向才能开放的前途平等”和“机会的公平平等”两大原则来构设公正社会。此外,马克思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根本上是源于市场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尤其集中表现为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为此,他强调要重建基于个人所有制的市场,从而实现个体间的互惠和合作。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完全忽视了这些大师的先驱性探索,它只关注交易规则的普遍性,而忽视市场主体的初始地位不平等性,并热衷于鼓吹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强化了掠夺性竞争的市场。

(二)公正合理的市场程序

在市场主体的地位既定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的结果就与市场规则和程序有关:如果市场规则是相对公正的,信息沟通机制是相对完善的,那么,市场交易的结果也就是相对合理的;相反,如果不同市场主体拥有不同的信息并遵从不同的规则,或者既定的规则和信息有利于特定市场主体,那么,市场交换的结果就必然是不公正的。那么,市场规则或程序如何设立才会相对公正合理的?一般地,市场规则或程序的设立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制度有关,如文化伦理、社会习惯、社会规章、法律制度等,它们都影响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结构。(1)就非正式制度而言,马克思就曾指出,在极端的劳资关系中,工人的工资除了与劳动力价值有关外,还与特定社会的习俗伦理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都与社会风俗和文化心理有关。(2)就正式制度而言,社会制度赋予了市场主体以谈判力量,从而也就决定了他在社会分配中获得的收入份额;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社会制度重要构成要素的法律规章就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社会力量。正是从这点上说,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结构往往体现了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的性质: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越完善,收入分配也就越合理;这也意味着,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不断拉大,也就源于社会制度和法律规则的不健全。

同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市场机制等同于一般规则,而且这种一般规则往往是普遍的和不变的;但实际上,市场规则本身仅仅是一定社会的基本认知和伦理道德观的体现和凝结,而伦理道德观本身则蕴含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认知。因此,市场机制本身应该包括两大内容:一般规则和市场伦理。其中,一般规则的制定和运行往往都以市场伦理为基础,离开市场伦理的一般规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如果过分强调一般规则而忽视市场伦理,那么就会极大地激发机会主义心理和策略性行为,这些又引发内生交易费用的飙升和广泛的囚徒困境。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市场机制,认为个体的逐利行为能够实现效率和帕累托改进,乃至最终提高社会财富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同时,市场机制下的任何个人都遵循统一规则,从而不仅参与交换的个体是平等的,而且交换结果也公正的。但是,尽管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信息,灵活把握环境变化,最大化使用技术创新,因而市场经济活动就构成了一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任何现实市场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表现为大量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困境,这在中国30年的市场体制实践中也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可见,从市场主体的初始地位和市场规则的公平合理这两大角度出发,我们在为市场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基础的同时也为市场机制的创设和完善指明了方向。D.米勒就强调,“一种公正的市场经济会要求一种具有强烈的调节性和校正性的框架,而且看上去会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实质性的差别。更确切地说,它至少要满足五个条件”,“首先,市场必须在平等的机会的背景下运作。……第二,基于相类似的理由,反歧视的立法必须确保人们不管是作为雇员还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方不会因为他人有偏见的态度而失败。第三,市场必须保持竞争性,从而使得人们只是基于他们提供的他人想要的商品和物品的份额而得到酬劳,而不是享用垄断租金,……第四,围绕市场的制度应当这样运作,从而减轻而不是加剧运气的影响:既然这些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不要使好的和坏的运气累加在特定的生活过程之中。第五,在经济制度的非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得到的收入和伴生的利益应当与市场部门中从事类似工作的人的所得具有广泛的可比性。”[18]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涉及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涉及到相应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化市场恰恰撇开了结构问题,而仅仅关注市场机会的形式平等,乃至将市场主体的命运都交给“掷骰子”的上帝。从这个角度上,新古典经济学根本就不了解市场,也就无法为市场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霍奇逊写道:“新古典理论的本体论是关于原子式的个体的,不是关注结果的……新古典分析绝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而是不了解市场的。”[19]

最后,需要指出,成熟的市场和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应该导向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导向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且,这种社会不仅有助于推进社会分工和合作,而且有助于社会民主体制的发展和完善。鲍什写道:“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大民主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因为个体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最贫困社会阶层向富裕选民提出再分配要求的压力将有所降低。相应地,对大多数生产资产的持有者而言,容忍大众民主的相关成本将减少。换句话说,由于在民主制度下资产所有者需要支付的赋税最终低于他们排斥多数民众所需的真假成本,他们会选择接受普选制。”[20]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却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例如,从1973年到1993年期间,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29%;但是,这种增长却没有得到平等分享:80%的工人或失去工作,或几乎不能养活他们自己;在男人中,20%的顶级收入劳动力享有国家的全部工资增长;正是顶端的5%的人,尤其是最顶端的1%的人,已经赚得了工资增长的最大部分。[21]试问: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难道就是如此吗?它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自由和平等吗?能够有助于社会民主制的建立吗?事实上,按照瑟罗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通过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善寻求它自己的善,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多;而寡头制则通过剥削社会的其他人来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少。因此,当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收入增长的不平等。显然,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发展表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正在以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建制,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相应地,这就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对将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应该与民主体制的发展镶嵌在一起,要基于民主体制对市场经济所基于的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公正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收入相对平等。

四、我们应该如何捍卫市场经济

张维迎强调:“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责任。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鉴定捍卫者。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22]问题是,市场并不是先验的,市场主体更不是处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自由状态,相反,市场规则本身就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斯密德写道:“市场规则决定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机会以及一个人或某个集团为了获得那些能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权利拥有者的许可,能够做什么。从这一意义上讲,任何经济都不是无计划的。只要存在相互依赖性,就会存在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不是包含在由公共官员所控制的计划、指令和政策之中,就是体现在由一些官员、律师和法官来管理,建立在司法或立法基础上的私有权之中。”[23]更不要说,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本没有不参加交易的自由;同时,参与市场交易的行为主体在社会地位、意愿和能力上又都是不同的,从而也就必然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强制和约束,其中,强势者往往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时,迄今的现实市场都是不成熟的,必然存在各种缺陷,它造成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持续共存,乃至造成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显然,这些都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出了告诫,并为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规制就是要矫正现实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性,从而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和资源配置的有效化。为此,贝拉等就指出,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决定论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骗局:它利用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对国家的警觉,却反过来运用国家无情地实行了“市场规则”,从而制造了严峻的社会紧张状态;而要破解这一困局,就要根本上改变公共政策,更新文化价值观,而不是将私有化作为解决一切困难的灵丹妙药。[24]

当然,这里强调现实市场的缺陷,并不是否定市场的基本作用,而是要对市场进行完善,而这需要借助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哈耶克就指出,“作为一个成功的政府,它应当保护运行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可能性便取决于这个市场,而竞争又决定着一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其成为指导生产的可靠依据;同时,政府对劳动力(当然包括农民和‘雇佣自己者’的人)价格至少要发挥一定影响,以满足公正和公平报酬的要求。”[25]尤其是,社会发展史也表明,政府管制和市场发展并不是相悖的,而是同时成长的。事实上,市场高度发展于西欧的重商主义时期,此时无论是农民的家计经济还是国民经济生活都处于集权管理之下,因而K.波兰尼说,尽管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及指导的经济体制,商品之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完全委诸此一自律性的机制”,但实际上,“自律性市场是前所未闻的,自律这个观念的出现是完全违反当时发展之趋势的。”[26]

很大程度上,一些经济学者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乃至引发了严重的市场失灵,而另一些经济学人则试图用政府调节来取代市场调节却又引发了更严重的政府失灵,就在于,他们都混同了逻辑化市场和现实市场,把市场当成了一种既定的存在,而看不到它的演化过程和优化方向。范伯格写道:“‘市场失灵’的发现者和倡导‘真正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普遍效率的人们有时好像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谓的市场常常指的是一个基于特定制度框架的、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该制度框架通过一系列规则——无论它们是非正式的、私人实施的,还是正式的、由特定的机构——用詹姆斯.M.布坎南的话来说就是‘保护性国家’实施的——界定了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施加的某些限制。‘市场失灵’有时容易让人忽视市场所依靠的规则是可变的,并且对这些规则进行调整相对于用行政机制来代替市场也许更能较好地解决人们所说的市场体系的缺陷。另一方面,‘真正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概念有时要么听起来让人感觉好像市场是在一个制度真空的环境里运转,要么根据定义,好像预设了一个受约束的市场是建立在‘合适的’、‘适当的’规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回避了正题:什么样的规则才符合一个‘真正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的要求呢?”[27]

当然,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极力宣扬市场的好处,片面鼓吹自由价格和企业家的作用,乃至有意无意地忽视现实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人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而对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不得不通过夸大市场的积极作用来强化各种的市场意识。问题是,这个理由果真成立吗?GlobeScan在2010年以“自由市场经济是不是世界经济最理想的模式”为题对全球25个国家的1.2万人做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平均支持率为54%:其中,支持率最高的德国为68%,紧随其后的巴西和中国为67%;与此相反,美国则从2009年的74%减至2010年的59%,同期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更是从76%剧减至44%;此外,新兴国家肯尼亚为61%、菲律宾为65%,印度为59%;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则为55%、西班牙为52%、日本为49%,而法国仅为31%。[28]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社会,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并不存在多少偏见,从而也不需要这些经济学的继续鼓吹了。事实上,即使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对市场化改革持强力批判的声音,但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大众所反对的并不是市场本身,而是不公正的现实市场,是缺乏弱势者保护的掠夺性市场。但是,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看不到现实市场的种种缺陷,反而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为现实市场进行辩护,从而也就引起社会大众的普遍反感。

经济学家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兼评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之三

最后,需要指出,作为长期研究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的专业人士,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缺陷理应比一般大众认识的更深;因此,在社会大众已经普遍接受市场的今天,经济学家也就不应该再简单地停留在对市场重要性的宣扬上,而是应该更深刻地剖析市场的现实演化及其内在缺陷,并提出不断完善市场的途径和方向。不幸的是,尽管早期经济学将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但是,“在本世纪(20世纪)之初,职业经济学家就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耽迷于预测外生变化对市场结果的可观察和可计量的诸多方面(价格、工资率、数理等)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假说或‘模型’的逻辑涵义。由于注意力的转变,现代经济学家似乎应有尽有,惟独缺少了早期的理解力。”[29]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的分析存在普遍不足,甚至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的协调机制,而只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理性逻辑而假设一个预定协调机制的存在。霍奇逊就指出,由于 “新古典理论在处理现实世界的市场时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因此,把新古典理论视为是‘倾向市场’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过于慷慨了。其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并不了解核心的市场特性和过程。在理论上,它没有识别或包含市场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具备任何倾向市场的资格。”[30]斯密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是,在合适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下,自利行为将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问题是,何谓合适的社会制度和市场规则?这正是经济学家需要探究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市场经济的捍卫上,而是要具体地指出:应该捍卫哪种市场经济?

五、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往往以逻辑化的市场和现实中的政府进行比较,并由此强调对市场经济的捍卫。其实,市场本身不是不变的先验之物,而是随社会而演变的创设之物;相应地,市场类型本来就是多样的,不仅存在优劣之分,而且存在与具体社会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因此,我们在捍卫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之时,不应该简单地将现实市场的逻辑等同于逻辑化的市场而夸大它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对现实市场的内在缺陷进行深入挖掘,从而积极寻求市场机制的改进并发挥它的积极功能。那么,我们又如何从形形色色的现实市场中甄别出好的市场形态并加以维护、发展和捍卫呢?从根本上说,这就必须从市场的本质功能着手,市场的完善也就在于更好地激发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事实上,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市场机制而非其他社会机制来引导社会经济的运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更好地增进个体行为间的协调,从而促进社会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和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那么,市场机制又是如何引导个体行为的协调和合作的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市场互动中形成了一种自我实施的契约,而这又涉及到对市场契约的理解:它不是如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是随机相遇的市场主体间所达成的一次性或孤立性行为,而是根植于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

其实,麦克尼尔就认为,契约最为主要的两个初始根源就是:一是社会,二是劳动专业化和交换;相反,“个别性交换不是契约的初始根源。契约有着比人们看到的更深远的历史和史前的发展过程,个别性交换只是组成契约第二个初始根源的交换部分的次级交换的一种形式。回溯到历史上或史前的广义的一般的交换概念简单地指,为使专业化有益,专业化要求某中互惠的产品分配过程。”[31]因此,市场契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往往就依赖这样两大条件或机制作保障:(1)存在普遍性的法律规章,这些法律规章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公正,它从外面制约着契约参与者尤其是强势者的机会主义行为;(2)存在一系列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这就是充盈在整个交易活动中市场伦理,它从内部制约着契约参与者的行为方式选择。同时,法律规章的约束效果往往取决于契约的完全程度,而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完全契约;正因如此,纯粹依靠法律规章的约束总面临着失败的可能,从而就需要的市场伦理的补充。一般地,市场伦理是支撑市场运行的基础,也是调节市场行为的基石;而且,只有以丰富的市场伦理为基础,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才可以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诉求。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捍卫能够促进分配正义和秩序扩展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泛指一切存在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更不能基于逻辑化市场理念来固守现实市场。

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纳尔逊:“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载福斯特和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4、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5、“李柏曼:美经济模式赢者全拿 不健康”,http://udn.com/NEWS/WORLD/WORS1/6646392.shtml。

6、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7、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8、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9、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0、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积极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V.奥斯特罗姆:“机会、差异及复杂性”,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和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7页。

12、尼克尔森:“制度分析与发展的现状”,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和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页。

13、克莱因:“直面经济学中的权力:一个实用主义的评价”,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4页。

14、瓦格纳:“宪法、暴力和宪政秩序”,载罗利编:《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刘晓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6页。

15、Rubinstein A., 1982, Perfect Equilibrium in a Bargaining Model, Econometrica, 50 (1): 97–109.

16、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3页。

17、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18、D.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78页。

19、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0、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21、Thurow L., 1995, Companies Merge, Families Break u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2、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3、斯密德:《财产、权力与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黄祖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言。

24、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26、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27、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社2011年版,第92页。

28“Public Opinion on Capitalism: Market troubles”, The Economist online, 2011, April 6.

29、杰弗瑞.布伦南和詹姆斯.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前言第3页;见杰弗瑞.布伦南和詹姆斯.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第二部分,秋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31、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正声网

责任编辑:向天游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