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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9·18事变”只是日本侵华事件中的一个结果,早前的“济南惨案”比这更惨。“事变”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之所以不具备特别大的影响,是因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被中国“大事化了”。中华民国政权对日本霸权的持续性默认是“事变”成为必然结果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不妨疏理一下“事变”之前几年中日两国政治变局的大致脉络。

日本政府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内阁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评为柔软外交的“币原外交”终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后不久,就流传出一种“田中奏折”的说法(有专著论,本文不议)。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转折。

1928年初,田中内阁对满州政策的三个新思维:1、以侨民安全为由两次出兵山东,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2、即使因为中国内政,日本也不允许满州秩序混乱,如有情况,日本拥有随时出兵权;3、分割满蒙成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满蒙产业开发计划,尤以攫取东北大豆、页岩气提炼煤炭液化为主导方向。

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斋藤良卫为日本书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商条约论》,特别是其中的“治外法权论”成为日本统治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日德防共协定”的构想来源。江腾丰二是田中满蒙外交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张作霖和顾问町野竹马正式同意修筑“吉会”和“吉大”两条线路,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张学良自此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深埋心底。不过,张的死也导致了日本的新变局——田中内阁垮台。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从北京返回沈阳途中的张作霖

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反张空气”打破了以往惯例,出现许多事先不知道的军事演习,强行拒绝中国军人进入所属地和附属地。后来,发展到日本官宪允许公开杀人抢劫,甚至有日本人挂出“杀人强盗许可处”的招牌。

1930年,由于张学良对日、俄等外国势力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日华、日满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紧张的状态,日本“有识之士”试图谋求整个日满关系总清算的大时刻到来,希望尽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领馆建议日本政府开始谈判以确保日本权益,例如,抚顺、安东、营口和满铁附属地、安奉的警备权、对关东州内的中国刑事犯司法权等,凡条约根据不足的,日本政府以“既成事实”或“属于多年惯例”为依据确保各种权益。

1931年,“9·18事变”终于爆发。(过程和结果不述)

日本关东军的担忧:一是担忧张学良的东北军破坏日本侨民的水源地,打井计划被列入日程;二是担忧东北军下决心打仗,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后来调援飞机),而东北军却拥有几十架新式德国战机,且飞行员已经培训就位。不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消了日本人的顾虑,给日本增援部队的到来保留了足够的时间。

“9·18事变”后,日本方面连夜召开了“9·18会议”,最终确定了日本的工作部署和应对措施。

同一天夜里,东三省最高顾问赵欣伯(曾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打电话给我(日本外交官森岛守人自己):中国方面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立即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即使中国军队不抵抗,也反对把这种信息传回到日本国内,以免币原对满州发生错判,要求继续对东北军保持高压,尽可能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然后不管政府同不同意,都牵着政府的鼻子走,如果政府不顺从,日本关东军骨干分子不惜以“成为满人”来威胁政府。

(以上内容大部分摘录于战时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的回忆录)

日本皇宫在做什么?

1925年,征得摄政裕仁同意,日本政府从殖民地朝鲜调3500名军队进驻中国东北。(《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件》第27页)

1926年12月,裕仁正式当上天皇。先后四次同意派兵中国山东,最多时,日本在山东的兵力达到15000多人。

1928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天皇发出“只要政府行为不构成他本身对臣民说谎,政府欺骗外国和臣民,都可不加追究”的态度,也即默认“皇姑屯事件”的合理性。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司令官和参谋长都不过是关东军的傀儡,板原、石垣、花谷、片仓、土肥原等人实际控制日本关东军,土肥原当时有“土匪原”的美名,东北的小孩只要哭闹,一喊“土肥原来了”,马上止哭。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9·18事变”后擅自增援关东军并跨过鸭绿江,天皇先是大吃一惊,事后也就承认了,并未追究林司令官的责任。(《本庄日记》第160-161页)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的嫩江和齐齐哈尔,第二次锦州之战获得锦州。天皇对一系列战争事件,从未发出制止战争的诏赦命令,反而在事件之后追认战争扩大化,鉴于战局对日本有利的事实。(《满州事变机密策略日志现代史资料》第189-202页)

归纳起来讲,日本天皇对于侵华的基本态度是:实质上支持,但政府的决策尽量不要留下“天皇有责”的痕迹。

东北军阀在干什么?

1927年初,张作霖在经历挫折之后,将自己的主要队伍撤回东北,两次发表“保境安民”声明,宣布满州独立。后与日本人闹翻,出现反日情绪。

1928年,张作霖的死去,加之张景惠、张作相、杨宇霆等势力的关系,张学良最终作出了“投靠南京政府”的决定。张的决定让蒋介石非常高兴,蒋派出了最高级别的代表团赴东北与张学良达成交易,张群、顾维钧、罗文干、吴铁铖、陈仪及汤尔和等国民党高官谋臣齐聚东北。

1929年,张学良,此时正在奉天北陵附近建造一处漂亮的西式别墅,为了铺设通往别墅的高尔夫球场道路,特意改建了马路,除汽车以外,禁止其它车辆通行,再又修建一条去北陵游玩的轻便铁路,因这些行动损害了日本人在神原农场的利益,双方发生了多次冲突,但学良并未对日方权益采取行动。(《森岛守人回忆录》第40-41页)

1930年,张学良对日俄均采取敌视态度,其间爆发了两次与俄方较小规模的直接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非常可惜的是,张学良虽投靠蒋介石,但蒋实际上对其并不放心,“中东路事件”的始作甬者正是蒋介石。为了抽空张在东北的军力,蒋诱使东北军入关对付阎、冯,客观上给了日阀乘虚而入的良机。

1931年,“9·18事变”刚一发生,张学良和东北最高顾问赵欣伯均宣示“不抵抗主义”。实际上,这就是蒋张共同坚持的“双不抵抗主义”。

中国国民党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推行积极的“大陆政策”,此时的中国,正在干另一件惊天动地的罪恶事件——“4·12反革命政变”。两个国家,两种变局,着眼点完全不一样。其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红色军队进行了五次大围剿(前三次发生在9.18之前)。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1929年5月,《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宣言》出台,宣言中总结十五条口号。第5条: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第6条: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第7条:打倒新军阀领袖的蒋介石;第9条:要救党,必须先打倒蒋介石;第10条: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第11条:要解放民众,必须先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一),《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六册第4288卷第1-3页)

1929年12月2日,张发奎反蒋布告:近年来,党失重心,政越常轨,恶腐势力互为乘除,三次北伐胜利的结果造成了蒋介石的反动地位,迨违法治乱纪大会出现,本党多年奋斗利益剥夺无余,本师为党生存,誓以死争……(张发奎《第四军纪实》第315-316页)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电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起兵讨蒋:蒋倾全国之师,以求一逞,国力凋残,生灵涂炭,将伊胡底?且西北灾区,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况复外交失策,强邻入寇,数月于兹,中外古今,无此怪象。蒋对外条约之屈辱不顾国体,国事愈不堪言,长此以往,民生何托?……(《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卫致电冯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随同志之后誓除蒋贼,必须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7月13日,国民党改组派在扩大会议上达成《党务联名宣言》,宣言称:蒋介石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此败类……

1930年3月,鹿钟麟通电反蒋:蒋氏阴行篡党,召开伪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违背民主精神,挟党营私,帝制自为,排除革命军队,私购军械,树立个人党羽,凡非嫡系军队,急则旨为腹心,缓则视为仇敌……蒋氏利用取消不等条约之机,重新订立新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所不恤;蒋氏巧立名目,滥发公债,残害同胞,祸国殃民。蒋中正已自绝于党,结怨于人民,罪无可逃,人人可得而诛之。(《革命日报》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全国:…..诸位同志(略)台鉴:蒋中正篡党祸国,弄权逞兵,各方袍泽,同伸声讨,公推阎百川先生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责以领导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报》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黄埔军校革命同志通电:蒋逆篡窃,党国板荡,二届中央,奋起讨贼,领导全国民众,继续二中法统,以推翻蒋逆个人英雄事业,实现民主统治…..(《革命日报》1930年6月第三版)

1931年6月,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言: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独裁之实,施之于党,则民主集权,为之破坏,施之于民,则民主势力,为之摧残,施之于军,有起而反对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数年以来,全党同志,全国民众,无不奋然而起,以与此个人独裁之蒋中正为敌矣!(《反蒋运动史》第343-345页,《大公报》1931年6月第三版)

正当蒋介石在党、政、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9.18事变”发生了!!!

 

“9.18事变”的爆发,对中国国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灾难,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救命的机会,国破家亡之际,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战,蒋介石抓住这一绝佳“良机”,高举“共赴国难”的大旗,对不服软就范的“强硬反蒋派”痛加打压,对中间派极尽拉笼,对态度有转变的反蒋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转了“党内反蒋”的被动局面,自此以后,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蒋家党”,东北沦陷,蒋没有坚持抗战,却成就了“蒋家王朝”。

蒋介石对满州独立的默认”(不抵抗主义)与汪精卫对满州独立的承认”(投降卖国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蒋介石站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位置上有所顾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稳。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国耻”有感:如果说“9·18事变”是一次大国耻,那么,在这个大国耻之前早就积累了无数个小国耻。正是因为中国的一盘散沙和民族自残成就了自己无数的小国耻,所以就有了后面层出不穷的大国耻。忍让陪罪,委曲求全,投降卖国,除能收获“国耻”以外,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期待。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的“双不抵抗主义”固化并成就了日本对全中国的血腥侵略。

 

写于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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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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