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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中国更适合社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中国更适合社会主义

很多人一直都纳闷,为什么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先进的制度,能够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扎下根来?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别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冷战飓风连根拔起的时候,中国却基本能够做到站直了别趴下?

能够说清这个问题的,恐怕只有文明的继承。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形式上看,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骨子里,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大同理想的精髓是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可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实质性相同之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公”字的完整符号。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公,平分也。”“公”字的起源,体现了华夏远古先民们的原始“平均主义”思想。它是大同理想的萌芽。

《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而“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与大同理想有关的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

成文的大同思想见诸于《礼记》,其主要内容是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人有分;女人有归;财货不必藏于己;精力也不必为己。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大同理想。能做到这些,就是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终极理想,它是伴随着中国文明产生并发展的。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心”之说,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心”之说也好,“大人”之说也好,体现的都是“大天下”的思想。在文化的最深处,中国人是将天下视为一家的,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界线明确的你我他彼与此之分。

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政治制度方面,大同世界里没有君主、军队、战争和国家。经济制度方面,大同世界实行公有制,实行公农、公工、公商。大同世界按劳分配。社会结构方面,没有等级、没有家庭、男女平等。在大同社会里,人无贵贱之分,也无智愚之别,民族平等,种族融合。文化教育方面,大同社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熏陶良好的社会风尚。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渊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其所谓的“吾国固有之思想”,其中尤以大同思想为主要内容。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大同思想贯穿始终。孙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便是”天下为公”、”博爱”,这从他留存下来的墨宝中,就可以得到证实。而“天下为公”“博爱”,恰是大同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五族协力以谋全世界人类之利》一文中,孙中山指出:”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自产生以来,并非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历史上,它曾几次被付诸实践。

西汉与东汉之间,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虽然短暂,却是古老大同理想的一次实践。比如王莽实行的土地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实行计划经济;实行专卖制度;征收所得税;建立贷款制度…….这些制度,不但体现了大同理想,而且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

太平天国是对大同理想的再一次实践。《天朝田亩制度》就明确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是大同理想最朴素的表述。

在大同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的“患不均”思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深入人心。《论语.子路篇》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患不均”也就是平均主义。也就是说,连孔子都对平均主义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

总体上说,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比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平均主义的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竖起“平均主义”的大旗,周围立刻就呼啦啦地聚拢一片。“平均主义”就像是一剂灵丹妙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家”手中,回回灵验,百试不爽。

历朝历代的农民领袖,深谙此道。从北宋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无不拿平均主义作大旗。而且这杆大旗的确管用,基本是竖到哪里就所向披靡到哪里。

大同理想产生了平均主义。它象一个古老的幽灵,几千年来一直游荡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当初不正是你我他,以及你我他的父辈们,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吗?

哪怕是现在,社会已经进入了崇尚竞争,提倡差距的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等政治理念的出现,就是这个“差距时代”的最好象征——但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仍然流淌着浓烈的“平均主义”的血液。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仇富心理。当然,对“仇富心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还是要看“仇”的是什么样的“富”。如果“仇”的是贪污之富,不义之富,缺德之富,那么这个“仇富”不但没什么不对,而且还应该得到提倡。但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见富必仇,那么这种“仇富”,就是属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心理作怪,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没有好处,只有害处。

综上所述,自古就有的大同理想,以及平均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的文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亲缘性。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我们中国更适合社会主义的了。中国的文化,就好像是一块沃土,老早就在那里准备着,单等社会主义的种子,来播种生根开花结果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原本就孕育有社会主义的种子,只不过几千年来,一直未遇适合的气候,以至于这颗种子沉睡了数千年,一直到了20世纪初,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才将它催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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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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