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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造谣中共谋杀李公朴闻一多,给民国败亡洗

刘仲敬造谣中共谋杀李公朴、闻一多,原来只为给民国的败亡洗地

接着说那篇智商不足20的反共文——《【历史解密】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

蒋介石自己在著名的“庐山训话”里宛转地向日寇乞降,“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刘仲敬,不,这个台湾雇佣的反共写手是否看得出?这个不好猜,不过,我越来越对这个叫做刘仲敬的反共写手感兴趣了,于是用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叫做刘仲敬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看看这个心术恶毒但是智商却极其低下者在网络上是否还有其他的踪影留存。结果一查,嚯,还真有些影子。在“搜狐文化”里有一文章《张耀杰:刘仲敬的硬伤与浮夸》。文中以他出的一本书——《民国纪事本末》做靶子敲打。看来还真有这么个人,而且看着能出书这个事情看,他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毒,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力的。从他的这个反共文看,他的学问绝不是“硬伤与浮夸”的短板,而是有极恶毒的用心,是蓄意的使坏!这个用心如何地恶毒,我们接下来看:

一.可疑的“特派员”,可疑的“史料”

在这篇反共文章《【历史解密】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中,这个刘仲敬捡了几根“苏联鸡毛”: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在刘仲敬的引文中,这个苏联史料是一个名叫“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延安写下的日记。就我浅薄的所知,抗战期间苏联方面没有向延安派过什么“特派员”,倒是共产国际向延安派出过“联络员”,此人全名: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3)。“联络员”和“特派员”含义大不相同,责任与权限差着十万八千里,这个刘仲敬故意夸大和混淆弗拉基米洛夫的身份,用心险恶,可见一斑!

据说此苏联人生前留下过一本日记,记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这个日记最后经过整理在苏联出版,而后又辗转美国出了英文版,而后又有台湾的中文译本。1980年代初,大陆根据美国英文版出版中译本,定名《延安日记》。我顺着这个刘仲敬引用的日记文字查了查,原来他的这些引用文字是有“出处”的,就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但是日记的可信度很成问题。以下是我查找到的西安邮电学院社科部学者高向远先生发表在《延安大学学报》2000年9月第22卷第三期上的《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记”》一文的节选,用以证明“历史系系博士研究生”刘仲敬所征引的“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的日记实际上就是伪造的历史!以下是节选部分:

【从此书的出版背景来看,它是前苏联反华政治需要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和政府曾经进行了亲密的合作。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在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两国关系不断降温。进入六七十年代,随着激烈的政治论争和严重的边境冲突,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加强备战,反苏防修;苏联陈兵边境,掀起反华恶浪。为适应同中国论战的需要,给中苏分歧的产生找到根源,1968年,苏共中央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一位苏联人民代表、作家)召来整理其父档案,苏共中央书记处准备用公开的情报资料和弗拉基米洛当年从延安发回的电报为基础,要尤里·弗拉索夫去编撰一书。5年之后,这本由尤里·弗拉索夫编撰,署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中国特区(1942-1945)》就正式在莫斯科出版了。事实上,正是这种反华的背景和需要,人们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歪曲、诽谤,甚至极端恶意的攻击,也就不难想象和理解了。书中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可能加进的新的“说明”材料,如戴布尔戴公司(红阳案:该书英译本的出版公司)在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的那样,这本书既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文献,也可以作为一给现代文献来读。
此书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当年的著述,它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莫斯科出版这本书,损害了中苏两党的关系,也损害了弗拉基米洛夫这位前共产国际联盟联络员的形象。书中表露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恶意攻击,使得中国有学者认为,弗拉基米洛夫“这个苏联人由于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思想,竟然堕落到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的可悲可笑地步。”【4】在延安给弗拉基米洛夫做翻译,与他接触频繁师哲说,这本书以孙平(即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形式公布的大量“材料”,严重歪曲事实,造谣、任意中伤、诽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些内容同弗拉基米洛夫当年在延安和自己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2】(p222)曾任苏联东方学院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中国特区1942-1945》这本书是以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形式编撰的。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他进一步认为,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这种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5】。事实上,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也承认,《中国特区1942-1945》是当时奉苏共中央之名,为适应反华需要而作。书中所用材料系公开的情报资料和他父亲从中国发回的电报。他的任务是说明苏中分歧的根源。【2】(p222)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特区1942-1945》这本中文翻译为《延安日记》的书,并非当年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和苏军情报员、塔斯社记者的弗拉基米洛夫亲自著述,书中材料也并非都来自于弗拉基米洛夫当时发回的电报资料。对弗拉基米洛夫这个人物,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延安日记》这本书,我们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

还据高先生的文章,1946年12月蒋介石叫嚣进攻延安时,延安把同“远方”(共产国际)往来的电报稿材料全部销毁了。前苏联未把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档案解秘之前,《延安日记》这本书也就成了研究共产国际与苏联和中共关系的“第一手”材料,苏联人、欧美人、包括港台的中国人也用它著述立论贻害多多。但是,现在大批的前苏联档案解密,这本书里很多东西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垃圾!问题是,这个刘仲敬何以不用1990年代中期解密之后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的苏联档案材料,而要相信这个早就成为垃圾的《延安日记》?这其中的恶毒用心那就至为明显了——这个《延安日记》专为诽谤中共而伪造,刘仲敬也在污蔑中共,不用这个用哪个?!

高先生对全书的批评是含蓄的,而我却不想再有丝毫含蓄,我就认为被这个所谓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刘仲敬截取的部分“延安日记”内容是伪史,完全不可信!

以上仅仅是正面论断这个“延安日记”的不可信。而史实上更有相反的指向,大量的史实证明与日寇“精诚合作”者正是蒋记民国,蒋介石!

比如翁有为、赵文远著《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64页:

【1945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与日军进行了公开合作。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去,以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投降后,日军首要战犯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首先必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红阳案:蒋记民国)移交武器弹药、军需等品,根据统帅部命令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本在华军队有一百万人,在华居民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

对如此“善意”,蒋介石投桃报李:

【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得到蒋介石民国政府的多方关照,最后竟判以无罪,连其本人也甚为惊讶。】

又据王树增《解放战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52页:

【更奇怪的是华北、东北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缴械者之外,贰拾陆万日军开始“收复失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是:“如果各地为股匪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且由日军将其收回。”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解释是:“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部队都是齐全的,产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

由以上材料可知,在抗战后期,日本未投降之前,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勾勾搭搭的不是中共的军队,而是蒋记民国!这个叫做刘敬忠的反共写手把蒋记民国的罪恶勾当嫁祸在中共这里,这样的对大陆执政党的污蔑与诋毁,和那个袁腾飞对毛泽东的污蔑与诋毁有什么区别呢?!

刘仲敬=袁腾飞!

这就是他的用心的恶毒!倘若此人是大陆人,不知道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是不是该在《刑法》中给它对号入座施以严惩呢?!

这个叫做刘仲敬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心术恶毒自不待言,而他那不足20的智商有时还会趸出笑料给人娱乐,这个反共文里还出现了样的语句

【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延安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

这个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是何许人也?是哪个天皇的干儿子?翻遍了我能找到的和日本有钩挂的书也没找出这个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是谁;还有那个“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又是什么?按着最一般的日本历史常识,旧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天皇,天皇之下有两个直接听命于天皇的平行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参谋本部——陆军;军令部——海军。除此而外,再不听说还有什么比以上两机构层级还高的“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这个叫做刘仲敬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看的是哪本书?从哪找出的这个“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军事机构?

二.两具尸身上的谣言

既然反共,那就必然造谣,既是造谣文章,那就花样百出。谣言还有李公朴与闻一多的被害部分。这部分的用意是把暗杀两个民主人士的罪恶推到中共这里。

在这部分抹黑中共的文字里里,最煞有介事的就是如下文字:

【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述: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到学院坡,就听见后面轻轻“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而1980年第十辑《株洲文史》中却是如此描述的:1958年落网的凶手谢继舫供称:李公朴看完电影出门时,谢的同伙张德明向空中鸣了一枪,混乱中李公朴走进了左边的胡同,凶手对准他开了两枪。闻一多之子闻立鹤在《爸爸遇难纪详》中写道,“……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但在1955年的《北京日报》采访中,闻立鹤又说,枪支是“美制无声手枪……由于装上了消音器,只是普、普作响,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
如此前后截然不同的叙述,大概绝非是记忆出了什么差错,而更像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进行的修改】

这段文字里分别列述了李公朴、闻一多死难时的两种说法。从文章的文字看,不同说法上的不同仅是细节的不同。刘仲敬就是要用细节上的出入,来论证共产党在李、闻二先生的死难事件上说了假话,于是就可肆无忌惮的说这事是中共的阴谋,这样一来,国民党暗杀二位民主人士的罪恶也就能洗白了,中共反倒成了罪魁祸首了。但是这样的把戏是无力的,也是无用的,因为谎言总是有破绽的。

在网上查找的结果,并没有找到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写下的《回忆李公朴》一文的任何信息,刘仲敬也没有给出该文的具体出处,显然要么是学问做的极其不够严谨,要么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作为对照的另一个材料——“1980年第十辑《株洲文史》”,据我在网上的查找,《株洲文史》第一版在1983年才出版,怎么在1980年就有第十辑的《株洲文史》出版?况且笔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官网的最新版株洲文史里,并未查到关于李公朴殉难的记载,不是刘仲敬的原文在转载时候出了错,就是蓄意作假,以混淆视听。

张曼筠的《回忆李公朴》都有些音空信渺,而作为质疑对照的“1980年的《株洲文史》”根本是个子虚乌有的存在!一个是存在可能很小,一个是根本子虚乌有,两样“材料”在李公朴之死上,怎么可能相互对照出相悖的细节?

再看刘仲敬对闻一多先生的遇难细节的质疑,他提到了两样相关材料——闻立鹤《爸爸遇难纪祥》与“1955年《北京日报》”。

这个闻立鹤《爸爸遇难纪祥》在查找无结果之后,再看作为对照比较的另一份材料——“1955年的《北京日报》”,这个1955年的《北京日报》是哪个月哪一天出版的呢?你这个叫刘仲敬的“博士”该有交代的么!你不能说1955年的《北京日报》就只出了唯一的一期吧?这样的老报纸本来就极难找寻,而且你还不说明具体哪一期,这其中可以搞鬼的空间大得很呐闻立鹤的回忆文章都不清不楚,再加上这个不知哪月哪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刘仲敬根据这样一点都靠不住的证据来为国民党的特务翻案,反而把黑锅扣在中共头上,未免太过恶意洗地!此外,我又核实了一下刘文中好几个类似的引用文献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如此,难免不会让人怀疑刘仲敬做学问的品行是有问题的。

话到这里,这段文字已经没法子再驳斥下去了,因为这个刘仲敬在凭空伪造世上不存在的材料,再用这些不存在的材料论争所谓历史问题!这个人连诡辩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对闻、李惨案得到真相我们倒很应该有个大致不失精要的了解。在《档案天地》1997年第三期,署名李晓奇的文章《“杀人者终必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内幕补记》中记载了凶手之一——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上尉组长蔡云祈的供诉:

【李公朴先生遇难的那天是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与夫人下午六时出门去南屏影院。时在傍晚。夜九点走出影院,天色早也全黑,路上并无行人,天上下着小雨。原本特务们是想把李公朴先生麻醉绑架到郊外山上杀害的。但是,由于特务机关许诺谁先完成任务有赏,跟踪的特务求功心切,所以不等其他大批特务赶到就乱枪下毒手。】

这样的供诉,与刘仲敬引用的,假设真有其文的《回忆李公朴》中的李夫人的亲历并无矛盾,贪功心切的特务们乱枪齐放李先生中枪一弹倒地;到底谁开的枪命中了李先生,命中了几枪,夜色中明确判定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事后受害人家属和特务们的回忆就有认知误差。那么,关于李公朴先生到底是被几枪击中遇难的,各有说法不奇怪!凶手就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在李先生被害之后,国民党特务又造谣说李公朴是“自杀”,是死于“桃色事件”……如果按着刘仲敬的说法国民党是干净的,那么,何以对一个与他们毫无瓜葛死者如此造谣?此地无银三百两!

闻一多先生的遇难,也是被国民党特务乱枪打死,也是蔡云祈供诉,这个毫无疑问。至于提“1955年的《北京日报》”提到的无声手枪,连这份报纸都有子虚乌有的可能,那么上面记载的“无声手枪”也就更加的不知所云了!

无论如何的伪造材料,也抵不过特务们的供词!

对于暗杀闻一多先生,这篇反共文章还有话说

【至于凶手是谁,已有的证据显示国民政府与暗杀无关,刺杀闻一多的是两个下级宪兵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他们当时属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编制。他们刺杀闻一多纯粹是为了讨好上级为目的。后来两人被处决。】

 

首先,这段话里,刘仲敬只为说明两个点:第一,这两件暗杀事件只是云南地方系统所为,与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无关;第二,行凶的特务只是两个,与他人无关,也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无关。但是据上文《“杀人者终必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内幕补记》的记载,在蔡云祈的供述中李、闻惨案就是霍揆彰一手操纵的!这个霍揆彰全程参与策划了暗杀李、闻二先生的阴谋,这个阴谋霍揆彰难逃罪责!

 

其次,霍揆彰乃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乃是蒋介石的正宗嫡传,是铁打的老蒋亲枝近派!此刽子手在1945年12月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这个时候乃是蒋介石指令杜聿明发动兵变拿下“云南王”龙云之后的关键、敏感时刻。这个时候调霍揆彰入滇,就有老蒋“钦命”的意思,就有“如朕亲临”的意思。这个刽子手就是老蒋在云南的代表!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这样的亲枝近派在做这笔大“买卖”时不向老蒋汇报,可能么?脑袋不想要了么?霍揆彰对民主人士下手和老蒋脱不了干系!

至于那两个杀掉的特务,也绝不那么简单,还据上文《“杀人者终必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内幕补记》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难后,追悼会在各地相继举行,一个抗议特务暴行、要求和平民主的高潮在全国兴起。迫于舆论压力,表面上还在伪装民主的蒋介石对云南地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打草惊蛇、暴露马脚的做法很生气,先后派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顾祝同等人到昆明去查办此案。据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回忆,当时国民党企图利用此案诬陷中国共产党。唐纵曾飞到重庆,要求沈从看守所找两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以确保安全和金钱、职位为引诱,要他们冒充凶手,让其在公开审判时吞吞吐吐地暗示此案与中共有关,但又不明说,以混淆视听。但后来霍揆彰在昆明已经演出了贼喊捉贼的把戏,沈醉这一工作遂未进行到底偏随唐纵等人一同飞往昆明。】

昆明那两个特务在顾祝同等人的授意下,霍揆彰亲自打包票保证生命安全,并以升职、500万元(可买40两黄金)的代价出头“被自首”。但是,这两个特务在公审时,因为作恶太多,面相被群众牢记,所以顶包换人都没法子做下去,于是被将错就错地被处决了。这也是霍揆彰弄巧成拙。可是一切的阴谋,都能直指蒋介石!

整个谋杀李、闻事件,都是霍揆彰在幕后搞鬼,而绝不是两个特务小崽要讨好上级!解放后暗杀李、闻的特务小崽一个个地被抓、被审早就交代地清清楚楚。这个心术恶毒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刘仲敬”,给蒋介石洗白的意图太过明显,以至于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和逻辑。

三.几杯小酒居然拉出个中共特务???

对于李公朴、闻一多的遇难,刘仲敬接着抹黑中共:

【1965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该处的职能就是针对高级知识份子进行统战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如果张君达所言属实,联想到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闻被暗杀后美国的反应,就不难理解“李闻死于中共之手”并非只是个传说。】

这段话里,又用了一则“史料”——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在1965年发在《天天日报》上的回忆“专文”。和上文那个古怪的“1955年的《北京日报》”一样,同样没说是哪一月哪一天出版的,回忆文章在哪一版登载的当然更没有交代!这样的“三无产品”能作为史料证明历史问题么?《天天日报》是香港的一份八卦报纸,2009年就停刊了,1965年的报纸能找到么?1965张君达这个人在写“专文”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也没说清楚,这世上有没有这个人都很可怀疑!而且,回忆“专文”说:

【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

几杯小酒下肚,这么隐秘的大事都能自己往出吐露,这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战士呢,还是国民党那些饭桶特务的嘴脸?中共中央社会部是当时中共首屈一指的中央级别反间谍机关。其中的人员素质极高,假设朱杰勤是社会部的反间谍人员,怎么可能在“一次偶然小酌”之后就能把自己的身份和暗杀李、闻的大秘密轻易透露给一个学生?这样惊天大秘密,就被以这种方式泄露出来?为何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连给出的出处都是一个查不到了的报纸,造谣手法低劣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唏嘘!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谎言漏洞太大,刘仲敬来了这么一句话来圆谎:

【如果张君达所言属实,联想到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闻被暗杀后美国的反应,就不难理解“李闻死于中共之手”并非只是个传说。】

请问,你刘仲敬所谓的“传说”是在早年间就有的传说么?这个传说起于何时?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传说的?该不是你们自己在键盘上敲出一堆字,自己“升格”为一个“传说”?

按着《张耀杰:刘仲敬的硬伤与浮夸》中的提示,我查找了一下这个刘仲敬写的一本书《民国纪事本末》。

【民国像雅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相比。本书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录重要得多。】

这段话应该是刘仲敬的那本书里的序言之类的东西,再结合上文所说,这个人有一点值得注意,“宪法”、“宪制”位置很要紧,看得出,这是一个向西看的精英或者不算精英却要硬往精英堆里又挤又蹭的类精英;而且对中共的恶意诽谤造谣可比袁腾飞。或者说,此人就是另一个袁腾飞也是合乎事实的。那么,这个反共文的毒性之大也就可以想见了。那么,接着看他的恶毒嘴脸。

四.什么样的“党史”“不小心披露了”真相?

造谣者接着在“下关惨案”里说:

【根据大陆官方说法,1946年6月,在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浦熙修等9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的代表,赴南京请愿……然而,若干年后,大陆党史在介绍阎宝航时,却不小心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首先,下关惨案中的上海代表人数,按着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3月版560页),这个代表团是10人,姓名身份都可查,这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算是史学界广泛接受的。刘仲敬文中的9人都是些谁,身份职业各是什么?杜撰“史料”也不先查清楚说明真的是为了抹黑中共不择手段。据这篇反共文章讲,是所谓的“大陆党史”。那么,这部所谓的“大陆党史”,是什么样的“党史”?详细出处又是没有的。

而且,接下来的记录更让人生疑:

【1946年,阎宝航奉命在上海发起了“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并作为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阎故意挑起冲突。阎宝航被打,雷洁琼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阎等人被送去医院后不久,周恩来立即赶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随后,毛泽东、朱德也发来了慰问电。】

这位中共党员阎宝航是如何挑起了冲突的?事由呢?经过呢?更要紧的:周恩来对阎宝航说的话:“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这句话语出何典呐?在医院这个公共场合探望隐蔽战线的同志的时候,可能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说出这样暴露身份的话么?

据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560页,这个“下关惨案”在案发前十天就由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策划实施。这个实施方案还得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指示,可谓计划周详。由上海出发向南京请愿和平的代表团在未出发前,就被中统局扣押了火车车头,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还亲自出面“劝阻”;在这样干扰行程未果的情况下,火车行至镇江车站时,又被中统局组织的所谓“苏北难民”拦截,并把代表团成员拉下火车干扰行程,他们的干扰在代表团的严辞驳斥和火车乘客的支持下失败散去。火车至南京下关火车站,代表团下车后旋即被中统特务和一伙子所谓的“苏北难民”重重包围在候车室大声辱骂强迫代表团回上海。代表团要进南京城的心愿坚定,无计可施的中统特务和所谓的“苏北难民”就在候车室对代表团围攻殴打,酿成“下关惨案”。

从这个过程里哪里能见到阎宝航“挑起冲突”?一路上对代表团的行程进行干扰是谁有这样大的能量?

这个刘仲敬显然铁杆果粉一把,对所有推翻蒋记民国的中共功臣都要骂上几句,咒上一番,所以呢,在这个反共文里又不吝笔墨把阎宝航被错误拘押、屈死写了一番,语句中极尽歪曲和污蔑。

五.拐了这么大一弯,原来只为给民国的败亡洗地

反共文继续秀自己的智商下限: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的毛泽东,在苏联的帮助下和国内左倾文人的助阵下,迅速抢占了国民党控制区,并开始了颠覆国民政府的进程。】

当年美英苏三国经过在雅尔塔会议,促成蒋记民国在抗战一结束就向苏联出卖了外蒙古;而且,还恢复了当年沙俄在东北的殖民利益,对苏联绝对亲善的蒋记民国,苏联是很乐意跟他合作的。

中共统一中国大势已成的境况下,斯大林还意图参与调停中国内战,劝说毛泽东在中共搞南北朝,饶蒋记民国一条命(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下册270-271页》)!渡江战役之前,蒋记民国把办公机关南迁广州,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把大使馆留在南京恭候中共,但是苏联大使馆却跟着去了广州。这个苏联乃是蒋记民国的大恩人啊,刘仲敬反而数落起了苏联,这分明是“恩将仇报”。

苏联在中共扫荡蒋记民国的解放战争里有没有帮助呢?有,但是,仅限于辽沈战役后期,做锦上添花的助力。这符合斯大林老练政治家的两头下注的手腕。但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可就很悲催了。在极端,甚至于变态的反共立场左右下,它的投资下在了蒋记民国那里。而,这个美国的“投资”最后的下场却如风吹鸡毛一般飞散了,原因竟然是李公朴、闻一多的尸身!这在反共文里有这样的表述:

【基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的大部份援助依旧是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而当时美国政府正拟向国民政府提供包括五亿美元贷款的第二轮援助。
闻听此消息,身在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亲共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特地会见了郭沫若,并告之,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对大陆不利。如果不能证明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就无法阻止这一援助计划。过了不久,李公朴、闻一多即相继遇害。随即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把整个事件诠释为是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并指责国民政府违反了自由民主精神。在其笔下的蒋介石,是一个冷血的独裁者。他还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果不其然,目的达到了。不久,美国便停止了对华贷款谈判,同时,数个合作项目,如延续租借法案、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培训海军等,也不了了之。到了1948年,毛泽东在利用完美国人之后再度掀起了反美浪潮,此时的美国政府才如梦方醒,恢复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然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抗战时的蒋记民国有“巨大作用”?是豫湘桂大会战么?是22次对日的“被会战”么?是从东南沿海溃逃到西南内陆么?

美国“投资”给了蒋介石其实就是反共的共同立场决定着的!

刘仲敬的意思:蒋记民国凭着美援“打鸡血”式地活着。没有了美援,只有完蛋。而美援鸡血被中共用李、闻惨案给切断了,李、闻的尸身证明了蒋介石的冷血与独裁,证明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一贯自由民主的美国怒不可遏,切断了给民国的鸡血供给,切断了鸡血的蒋记民国完了,美国后悔了。想想简直可笑,当年蒋某人下令炸黄河令死伤无数,流离失所的何止千万,美国都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怎么会仅仅因为两条被暗杀的人命而切断援助?

美国对蒋介石的美援,乃是投资,是要回报的!是要用中国人的血汗加倍做回报的投资。美援的直接受益人并非中国底层百姓,而是端着枪打内战的蒋记民国政府!这样的投资给蒋记民国,就是养猪杀猪过程里的饲料。当然,蒋记民国也心知肚明,所以在1946年11月4日,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貌似平等的条约实际上蕴含着极大的不公平:中国,限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绝对弱势,挡不住美国人来中国抽血,但是中国人却无力跑到美国混一把面包渣!

但是,这样的只对美国单向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却在中共对蒋记民国的毁灭性打击下,变成了一个泡影,和衣衫褴褛、装备落后的中共打来打去地盘越来越小、军队越来越少,“国统区”内的民愤越来越大,蒋记民国这头猪不可能长出肉!美国对蒋记民国这头猪投喂的饲料全都清了零!养这头猪有什么用?!美国不可能对一头猪一直投喂饲料而不长肉继续容忍下去。养这头猪有什么用?!

看看刘仲敬,拐了这么大一弯,造了那么多谣,编出来的李、闻惨案谣言抹黑中共,再把这个谣言和美国撤出援助蒋记民国强行因果,把腐朽的蒋记民国的败亡,嫁接给中共,即“子虚乌有的中共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被嫁祸成了蒋记民国的催命符”,李、闻的死是中共的阴谋,目的是让美国撤走对蒋记民国的援助!这样的狗血逻辑和四五年前的一个网络流行笑话一样地不堪:潘金莲挑帘子灭了大宋。

先不提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有壮大勇猛到何种地步,知道什么是“金圆券”么?知道那些被“金圆券”骗走黄金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怎么仇视、敌视蒋介石么?本来这些上层的中产阶级也是反共的,但是,他们相信和依赖的蒋记民国,却用金圆券骗走了他们的黄金。这些人心的丧失,意味着蒋记民国最后的统治根基也崩塌了。一个连支持自己的中产阶级都敢欺蒙哄骗的政权,要是不完蛋,要是不被中共打翻在地,那才是天理也不容!

刘仲敬,这个“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用反共仇恨小棍棍一支,绑了几根苏联“史料”鸡毛,加上几根美国的“自由民主”鸡毛,再插几羽香港八卦报纸的鸡毛,凑了这么一个鸡毛掸子反共文,而后挥舞这根鸡毛掸子跳着脚地用袁腾飞式的喉舌,费了如此大的力气,绕了那么多弯子,替蒋记民国洗白,只想问刘仲敬,你的那根鸡毛掸子打算卖多少钱才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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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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